家犬自治區

本文轉載自香港《前哨》2011年9月期刊

作者：嚴家祺

世界上有悠久歷史的國家都經歷過專制政治時代，從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是一種社會進化過程。埃及、突尼斯把原來的獨裁者趕下了台，現在還沒​​有獲得民主。利比亞人民為推翻卡扎菲專制政權，正在戰鬥中。中國歷史上發生過一次又一次推翻專制王朝的起義、戰爭和革命，除了辛亥革命後有過短暫的民主外，中國政治至今仍是專制政治。為什麼這些國家的專制制度這麼頑固？這篇文章企圖從“跨學科”的角度，從“心因突變”和“創造史觀”來分析專制政治的起源問題。

從公元前五萬世紀談起

人類社會的專制制度，最古老的形式是古埃及的法老專制制度，產生於公元前三十一世紀，距今五千多年。在中國，從夏商周以來，大大小小的王朝，包括分封的或割據的王朝，首領或首腦的權力都不受限制。秦始皇實行中央集權，把“權力不受限制的首領制”在廣闊的地域中統一實行了，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

從生物學和考古學角度看，人類社會的專制政治的起源，不應當只從古代埃及的法老時代、兩河流域的蘇美爾城邦、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的遠古文明中去尋找，而應當首先從公元前五萬世紀——距今五百萬年前以來的“前人類時代”、新石器時代的“非制度化”政治中去尋找。

“前人類時代”的政治是“動物政治”。政治並不是人類獨有的。美國動物學家弗朗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寫過一本書，專門談“黑猩猩的政治”。

動物有社群行為、領域行為、遷徙行為等等行為。凡是有權力和地位爭奪的社群就有政治。一個國家內部、國際社會有政治。一個家族、一個“辦公室”內部的成員之間，為了爭奪微不足道的權力和地位，也有政治。黑猩猩“團伙”內部同樣有政治。

動物為了生存，就需要各種資源。動物佔有一定的區域或空間，不允許其他動物侵入，而動物在這一區域或空間中，能方便獲得它所需要的資源。動物佔有並保衛這樣的區域或空間的行為，就是動物的“領域行為”。動物第一次建立自己的領域的時候，往往會發生與其它動物的接觸和戰鬥，領域一旦建立，就可以靠“聲音顯示”、“行為顯示”、“化學顯示”來保衛領域。鳥類的歌聲、鳴叫可以起保衛領域的作用。

對某些動物物種來說，當他們集群時，或被安放在同一“領域”中，會形成一定的“攻擊—順從”關係。社群內部不同個體因而在獲得食物、異性等方面有不同的先後順序，這就是“優勢順序”。社會昆蟲和極大多數動物物種在集群時不能形成“優勢順序”。當我們把一隻新雞放進長時間在一起的雞群時，就會遭到連續幾天的攻擊，或者它戰勝雞群的每一隻雞，或者在遭受輪番折磨後屈從最低下的地位。在監獄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發生。愛德華?威爾遜（E?O?Wilson）在《社會生物學》中說，優勢順序“較為普遍的形式是多重等級，地位最高的個體統治所有其他動物，次高的個體統治除了最高以外的其他動物，最末的一個個體處在最底層，其存在完全仰賴於它上級的讓步。”

專制是動物統治的最簡單形式

愛德華?威爾遜說，“優勢順序”也可以稱為“優勢等級系統”或“社會等級系統”，“專制是其最簡單的形式：一個個體統治類群中的全部其他成員，而從屬者中全無等級可言。” “等級系統的網絡有時被一些三角要素或其他環狀要素而復雜化，但這樣一些排列順序較專制和線性順序更缺少穩定性。”所謂“三角要素”或“環狀要素”是指A服從B，B服從C,C服從A。

這種“社會等級系統”不僅在雞群中存在，在狒狒、猩猩、黑猩猩群體中表現得更為明顯。黑猩猩打獵大型動物時，在彼此合作和運用智力的過程中，形成了“首領制”。黑猩猩群體中存在權力、性、傾慕、支持、偏狹、敵對各種關係。領頭的雄黑猩猩處於最高等級，別的黑猩猩為了表示對他的尊重，就會主動去梳理他的體毛。在梳理前，先發出哼哼聲、向頭領鞠躬。但領頭的雄黑猩猩不梳理別人。黑猩猩群體中存在權力鬥爭，企圖推翻現有秩序的黑猩猩，會在領頭黑猩猩面前表現得很恭敬，同時秘密地與其他黑猩猩結盟。結盟的辦法是梳理雌性並同她們的幼崽玩耍。對黑猩猩群體來說，權力不受限制的“首領制”——專制體制，就是最簡單、最有效的統治形式。

延續“動物政治”的人類政治

現代人是從遠古人類經過猿人（晚期猿人就是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進化而來的。有些動物也有語言，人與動物的一大區別是，人類的語言中包含有無法遺傳的“心因”。早期智人的喉未下降，不能說話。直到十萬年前，才形成了現代人種的大腦解剖結構——能產生、存儲、重組複雜“心因”的大腦。從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到古代埃及、古代中國、古代兩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時期，在人類的進化過程中，從公元前五萬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都沿襲了黑猩猩式的“最簡單的統治形式”——權力不受限制的“首領制”——專制體制。

動物不能改造自然環境和自身的社會環境，而人類能夠改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人類在一部分地區——古代希臘羅馬，用自己智慧和創造力，創造了不同於專制體制的政治組織形式，但在另一些地區——古代埃及、古代中國、古代兩河流域和古代印度河流域，，始終存在著阻止改造社會環境的力量，始終維持著五萬個世紀以來的專制體制——權力不受限制的“首領制”。這是人類史上一些地區最沒有創造的一個領域，如果說有創造，只是使動物的專制政治披上了人類在不同時代的華麗外衣——有愈來愈嚴密、愈來愈複雜的社會控製手段，但專制政治的本質——從“攻擊—順從”關係中產生出來的、最簡單的統治形式，沒有絲毫變化。

人類的專制政治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在國家形成前和國家形成初期，是沒有“制度化”的。專制政治存在有兩個前提，一是有一群人在一相對固定的地區定居，二是這群人之間存在一相對固定的等級秩序。專制政治下的權力，主要受武力和更高權力的約束。專制政治的核心是，這種等級秩序中存在一個權力不受其他成員限制的“最高權力中心”。這個“最高權力中心”通常是一個人，有時也可以是幾個人。

在專制政治下，權力愈大，受的約束愈少。權力會增加人的動物性。對動物來說，“優勢等級”，就是食物、巢地、棲息地、交配機會的優先權以及受到恭維。看一看羅馬帝國、波斯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俄羅斯帝國、中世紀教廷和中國歷代王朝的歷史吧，那些首腦——皇帝、國王、哈里發、沙皇、教皇，在某些時期，權力使他們喪失人性，絕對權力使他們絕對喪失人性。且不說他們壓迫人民、用酷刑對待政敵，他們的“性行為”也與動物一樣。在五萬個世紀的漫長時期中，領頭動物或首腦人物，在和平狀態下都要有“身份標誌”。雄性領頭恒河猴的“身份標誌”是：抬著頭、睾丸下垂、步伐緩慢。人們不知道的是，作為首腦的人，在撿閱儀仗隊時，他們的行為模式與領頭恒河猴是一樣的，不過多穿了一件衣服，人們看不到首腦人物此時下垂的睾丸。

“基因突變”和“心因突變”

人類從生物學上說也是動物，人類作為一種物種，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也就是生存和繁衍。但人類與動物最大的區別是，人類不僅有改造自然環境的能力，而且有改造社會環境的能力——使人不受侵害和奴役，使人的權利得到保障的能力。人類最近五千年來的進步，就是通過不斷改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得來的。

人改造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能力，首先在於人能夠在頭腦中構劃出自然界和社會中本來沒有的事物的形象，通過一次又一次嘗試、修正，最後把頭腦中的想法變成現實。

舊石器時代開始於公元前二萬六千世紀，直到公元前四百世紀，人類的腦中才產生適合功能的“語言中樞”。人會說話，才能有效交流思想，大腦中的“心因”才能傳播。舊石器時代人製造“打製石器”的能力是靠“遺傳基因”傳播的，因為沒有語言，即使某一人頭腦中有了特別的“心因”，也無法傳播到另一個人的頭腦中。從公元前一百二十世紀開始的新石器時代以來，出現了“磨製石器”和陶器。這兩個時代的最大區別是，“打製石器”，打成什麼樣，人很難控制。人的大腦中很少有製成後石器的形象。人在“磨製”石器前，在大腦中已經有了“製成後的石器”的式樣，這個“式樣”，就是人頭腦中已有的、多種“心因”(Memes)的新的組合。人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製造出石器工具來。“心因”（Memes）就是頭腦中各種各樣的式樣、形象、辦法、計劃的“思想單元”或“文化基因”。人與人談話，“心因”可以從一個人的大腦傳播到另一個人的大腦中（參見今年《前哨》第八期《創造史觀》）。

舊石器時代歷時二百六十萬年，新石器時代只有幾千年。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是人類進化過程的大飛躍。這個“飛躍”，與人類大腦中有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心因”和“心因組合”有密切關係。從新石器時代到鐵器時代，到工業革命時代，到今天的電腦網路、人造物種和航天時代，科學技術的進步都是“心因”突變和新組合的結果。舊石器時代人類的進化是“遺傳基因”突變的結果，而新石器時代以來、特別是從公元前三十世紀以來的人類社會進化是“文化基因”——“心因”突變的結果。

生物“基因”的突變，造成生物進化；人類“心因”的突變，導致社會進化。

“大一統文明”和“多體製文明”

人類最早的文明是在大河流域和地中海（包括愛琴海）沿岸發生的。大河主要有非洲的尼羅河、亞洲的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黃河。由於大河流域的陸地聯成一片，所有大河流域的文明都在經歷城邦或村鎮階段後，通過征服而發展成大的王國或帝國，這種文明稱為“大一統文明”。愛琴海沿岸的城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各自為政，無法像大河流域那樣因征服而形成大帝國，這種文明稱為“多體製文明”。公元前三世紀，希臘北部的馬其頓王國興起，在馬其頓王打敗了中部希臘各邦的聯軍後，希臘的城邦時代就此結束。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的東征，滅亡了波斯帝國。古代希臘的海洋文明也告結束。這時產生的文明是“大一統文明”。而在亞歷山大東征前，希臘城邦多種政治制度的並存——“多體製文明”存在了數百年。

這裡的“大一統文明”和“多體製文明”不是指“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的分類，而是對一個地域中“不同文明是否共存”來說的。

人類從舊石器時代進入新石器時代，早期城邦最通行的政治組織形式是從舊石器時代延續下來的，這就是動物社會“優勢等級系統”的最簡單形式——權力不受限制的“首領制”。新石器時代人類在製作石器工具上有了“突變”，同樣，在社會組織形式上也會產生“突變”。所以，無論大河流域，還是海洋沿岸，早期的城邦都可能出現“非專制”組織形式的“突變”。然而，當大河流域的城邦因武力而統一時，任何“非專制”形式的城邦都不可能長期保留下來，古代兩河流域的阿卡德帝國、埃及法老的帝國、亞述帝國、巴比倫帝國在一次又一次武力征服後形成的國家，都採取了程度不同的專製或世襲制度。中國在夏王朝前有過堯舜禹的“禪讓”，但武力征服和部落統一的結果是世襲王朝的出現。印度在經過“列國時代”後建立的孔雀王朝也是一個多少帶有專制政治組織形式的王朝。這些文明都屬於“大一統文明”。

從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前三世紀古代希臘羅馬的文明是人類最早的“多體製文明”，希臘的城邦出現了形形色色的政治制度，如寡頭政治、貴族政治、僭主政治、民主政治。拿城邦雅典來說，設立一年一任的“執政官”和“公民大會”完全是人類文明進化的成果。這在動物社會和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社會中是不可能的。公元前六世紀末克里斯提尼的改革，在雅典建立了民主政治。到公元前五世紀下半葉，雅典的民主政治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從公元前八世紀中期到公元前六世紀末期，羅馬所處的時代稱為“王政時代”。雖然“王政時代”“王”的權力受到元老院等限制，但“王”終身在位，這種制度仍然是原始人類社會和動物社會“優勢等級系統”的自然延伸。公元前六世紀末到公元前三世紀初，羅馬處於早期共和國階段，這時羅馬的政治制度滲進了許多人類刻意創造的因素，如設立一年一任的“執政官”、“平民保民官” ，制訂成文法。可以說，這時的羅馬，與希臘的城邦國家類似，早期羅馬共和國的文明也屬於“多體製文明”，隨著羅馬的征戰、擴張，到公元前三世紀七十年代，除了北部波河流域外，羅馬已征服了意大利全境。這時的羅馬，開始從“多體製文明”轉向“大一統文明”，羅馬共和製的滅亡和羅馬帝制的建立，在連年征戰和版圖擴張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

限制“心因”傳播是專制制度的重要防線

在人類脫離動物界後，在有各自特色的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沒有普遍產生前，人類只是在古希臘羅馬幾百年的時期內有過“多體製文明”的並存現象，有突破動物社會和原始人類社會“優勢等級系統”的新的政治組織形式——民主共和製度，亞歷山大東征後的希臘羅馬以及所有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由於征服擴張和大帝國的建立，使古代城邦國家的、不完善的民主共和製度無法生存下去，其政治制度，大體上是動物社會和原始人類社會“優勢等級系統”的延伸，不同的是，披上了種種“人類外衣”，如宮廷儀式、帝王崇拜、官員等級和軍事制度。

人類社會組織形式——企業組織、社團組織、政府組織的形式也是不斷進步的。發明一種新技術、創造一種新產品，只涉及少數人。一種新技術、新產品創造出來了，如果不受歡迎，人們不推廣、不理睬就是了，並不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而政治制度、政府組織形式的改變則影響到許許多多人，甚至影響到每一個人。因此，有關政治組織、政治制度的“心因”的傳播，就會在社會中被不喜歡這種“心因”的人所阻止。人類社會的進化只有在有關政治經濟社會的新“心因”廣泛傳播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專制政治體製本身也有一個進化過程。法國路易十四的專制制度比埃及法老的專制制度更嚴密，毛澤東的專制制度遠勝秦始皇。黑猩猩沒有文字，不會搞什麼“焚書坑儒”，現代專制制度知道要實行“黨禁”、“報禁”才能延續下去。專制政治的進化的歷史，實際上就是限制“心因”傳播方式發展的歷史。中國七?二三動車追尾事件發生後，一位自稱上海鐵路局的官員給美國“博訊”記者來電說，來自北京的命令直接撤掉了上海鐵路局局長與書記的職，一切以維護穩定為 ​​主。從一開始，就把對一起事故的調查與處理變成了涉及國家穩定的“維穩事件”。他說，溫州火車脫軌後，鐵道部門第一時間當然是想查明原因，可來自北京的指令卻是“把影響降到最低”，草草救援、草菅人命，以及就地掩埋火車頭殘骸的決定都來自北京，而且並不是鐵道部，至於來自哪裡，他也不清楚。而據他們鐵道部門的人士推測，這樣做的理由是，趕快結束，趕快處理，也讓大家趕快忘記。最近又下令全國報刊、傳媒、網路不得發表未經中央同意的追查真相的報導。在今天電腦網路時代，為了維護專制政治，不僅限制“新聞自由”，而且在“黨禁”、“報禁”後又加上了“網禁”。

人類畢竟不是動物。“心因”突變和傳播比“基因”突變和傳播迅速得多，專制政治的歷史儘管悠久漫長，在“信息時代”的今天，就地掩埋火車頭殘骸，掩埋不了真相，真相總會大白，專制政治一定會在不久成為歷史遺跡。
（2011-9-1《前哨》雜誌 ​​發表時，本文題目是《“動物政治”和人類的“專制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