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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派》社會靈魂的甦醒─阿瑪蒂亞．森的「倫理經濟學」（上）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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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2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2-28 03:32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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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 1931－ )是當代新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之一，長期至力於全球資本積累、國際不公平貿易、反美國霸權和自由主義批判的研究與實踐。阿明繼承並修正了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延續階段」(不只是最高階段)的觀點，認為今日世界已進入「全球剝削化」的新帝國主義階段。作為一名左翼經濟學家，阿明除了長期揭露美國帝國主義的虛假與偽善之外，他還是一位反自由主義的健將。他把自由主義視為「跨世紀瘟疫」－自由主義病毒(liberal virus)，它消滅了人類累積了幾世紀的「倫理抗體」，造就了一門偽科學，形成了今日「精神分裂型」的現代∕後現代世界。

現代資本主義的新形式

阿明的理論發端於對現代資本積累模式的考察與論證。阿明依照資本主義的發展程度，將世界分為「中心∕發達資本主義」和「邊陲∕不發達資本主義」兩種類型，於是資本積累模式也相應形成「中心積累」和「邊陲積累」兩種形式。阿明把中心與邊陲的關係視為一種「以不平等交換為機制，以資本積累為動力的支配∕依賴性發展」模式。阿明這一套向來被視為第三世界「反帝運動」的經典理論，是依據馬克思以歐洲資本主義為樣本的「自我中心積累」觀點，將之對應在今日世界的進一步演繹和推論。事隔多年之後，這一經典理論面臨了新而複雜的情況。這裏所謂的「新而複雜」的情況，我把它歸結到兩個方面：一是積累形式的全球規模化與美國化，二是不平等交換超出了世界市場的界線，走向一種以暴力和戰爭為支撐的「暴力帝國主義－布希主義」。

作為當代最重要的資本主義研究者，阿明把資本主義視為全球不平等交換的擴張體系，他的三本代表性著作：《全球規模的資本積累》(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1970) 、《不平等的發展》(Unequal Development, 1973)、《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1997)精細地闡述了這些理論內涵。在早期，阿明是從國際不對稱分工下的工資水平差距，來解釋「中心∕邊陲」的關係，這種以中心國家對外投資，帶有舊式殖民色彩的「城市∕鄉村」二元分工，形成於1880－1945年期間，它導致了邊陲國家的停滯性發展和貧困。然而，始於1945年之後的資本主義已產生很大的變化，一方面大型跨國公司塑造了全球化的生產格局，一方面高新技術革命改變了傳統的勞動剝削形式，進入了「技術剝削」的新形式，從而造就了新型的國際專業化的不平等形式。這裏所謂「專業化不平等」，是指「技術性的中心∕邊陲」形式，它包括中心國家將落伍的、淘汰的產業轉移至邊陲國家，而把高智能的軟體開發留在中心內部，形成一種「開發∕加工」的新型分工；另一方面，中心國家向邊陲國家進行資本輸出，但這種輸出絕不是替邊陲國家提供開發資金，正好相反，它是為了創造向中心國家的利潤回流。而這兩者，正是邊陲國家貧困與不發達的所有根源所在。

阿明把後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稱為「後帝國主義」，它不僅意味著資本剝削形式的全球性擴展，更是傳統不平等交換的深化和加劇。基於此，阿明駁斥了那種把「不發達」(underdevelopment)視為與「發達」相對應的落後狀態，認為「不發達」是所有國家必須經歷的「後發階段」，因而只要提升技術水平就可以解決貧困問題。實際上，「不發達」是「發達」的剝削與掠奪下的產物，它是「中心∕邊陲」不平等交換結構制約下的「效果結構」。固然，邊陲國家也進行資本積累，但卻是一種受制於中心結構的「依附性－剩餘剝削」積累結構。阿明也駁斥那種把「貧困化」(pauperization)歸結落後國家政策錯誤、資金短缺、技術落後之結果的觀點，實際上，處於依附地位的邊陲國家完全沒有自主性發展的可能性，至於「資金短缺論」則是倒果為因，因為那種認為中心國家資本輸出將提供邊陲國家資金缺口的觀點，完全忽略利潤回流正是實現「資本抽出」的禍首：不是中心向邊陲資本輸出，而是邊陲向中心的資本供應！

阿明在「世界的貧困、貧困化與資本積累」(World Poverty, 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一文中指出，「貧困化」在古代絕無僅有，它是一個現代現象(modern phenomenon)。我們今天所講的「貧困化」，實質上是「貧困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 of poverty)。不能將貧困化簡單化為維生收入的不足，它實際上正是「全球兩極化」和現存資本主義擴張的產物，一句話，貧困就是帝國主義的本質(註1)。阿明指出，占據第三世界國家一半以上的農民，正遭受著現代資本主義農業的劇烈剝削之中。資本主義農業獲利的地區，僅限於北美﹑歐洲﹑澳洲與拉丁美洲的「南錐體共同市場」(Southern Cone)之內，然而對比強烈的是，全球有30億農民從事小農地耕作，他們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能夠從綠色革命、良好的肥料、殺蟲劑和品種改良中獲益並有一定程度的機械化的農家，這類農民的生產率是每年可收穫1萬到5萬公斤不等的穀物，而那些無法享用新技術的農民，其人均生產率每年大約只有1千公斤的穀物。而在全世界農業中，最發達的資本主義部分與最貧窮的部分兩者的生產率之比，在1940年之前大約是10：1，如今則趨近於2000：1。

三元一中心論

現代資本主義積累出現的第二種複雜情況，是指資本主義已走向一種以暴力和戰爭為支撐的「暴力帝國主義－布希主義」。阿明指出，資本的全球積累產生了一個新的世界中心－美國，這個中心之所以不同於傳統上的「中心國家」，是因為全球積累下的新資本主義已成為美國追求全球控制之霸權系統的附屬物，成為美國戰爭外交和美國文化洗腦的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阿明在傳統意義上的資本－貨幣資本與金融資本，加上了一個「統治資本」(dominant capital)。這個統治資本是美國用軍事行動來實現「全球控制」(planetary control)的霸權計劃，但它不是像安東尼．內格里(Antonio Negri)所說的那種想把世界管理得井然有序的「帝國」(imperial)，不是藉之建立和諧統一的資本主義體系，相反的，它只是由華盛頓單方所規劃的、以「美國製造」(made in the U.S.A)為標記的無限戰爭計劃，它的目的只是在掠奪資源！它一心謀求最短時期內利益的最大化，把武力置於統治資本的指揮並毀滅人類的基本價值。阿明指出：「統治資本隱藏在資本主義天生的野蠻擴張之中，以絕對服從取代本來用以體現人類價值的市場法則」(註2)。

這種新體制稱為「三元一中心」(美國、歐洲、日本)，而美國則居於「中心的中心」。阿明在《自由主義病毒》(Liberal Virus)一書中指出，美國已成功地把世界性組織統統納入它的「霸權管理體系」之內，例如WTO就是美國的「經濟管理組織」，它不是為了保護市場自由，而是保護這個中心內的壟斷集團，IMF則是美國的「世界帳房」，它不去處理三大貨幣(美元、歐元、日元)的關係，而是聯手發揮殖民貨幣權威的作用。至於NATO則是美國的政治管理機構，它已經取代聯合國，成為美國全球軍事控制的組織。這個「三元一中心」並不是什麼「權力網」，也不是令人啼笑皆非的「全球治理」或「全球新秩序」，它根本是「美國對所有外圍國家3/4人口的集體統治」(註3)。(待續)

註1：Samir Amin,“World Poverty, Pauperization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5, October 2003
註2：Samir Amin,“Confronting the Empire”, Monthly Review, Vol. 55, No. 3, July-August, 2003
註3：Samir Amin, 王麟進等譯，《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