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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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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8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8-02-22 17:36 提供

人類既已進入「滿載世界」，就需要新而深刻的哲學闡述和宗教更新，來建立一種足以超越「增長癖」和以增長為最高目標的「增長經濟學」(economy of growth)。戴利提出了一種「否定並超越增長」的發展經濟學，它主張以質量性改進(發展)的經濟範式來取代數量性擴張(增長)的經濟範式。這一範式，被許多經濟學家視為「經濟學哥白尼式的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 in economics)，儘管這一主張至今依然受到多數國家與政府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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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義「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

「零式－超越」增長論不僅取代了「可持續性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一含糊不清的概念，而且還是一種徹底拼除「增長依賴症」和「科技戀物主義」的革命性思想。儘管人們已經對「可持續發展」朗朗上口，但「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人人喜歡但沒有人能明確其含義的詞」(註1)，因為在戴利看來，可持續性依然是一個「增長」的概念，而不是發展的概念，因為可持續性強調的是「長久且繼續的增長」，它依然寄托於節約、再生、分配、技術更新等等改良式手段以維持增長，也就是以更多的、更有效的增長來解決增長趨緩或停滯的危機；戴利認為，只有拼除以增長作為經濟學的核心目標之後，才有可能產生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

但問題不在於拋棄「可持續性發展」這一概念，而是重新定義並努力扭轉它被誤導的內涵。在戴利看來，只有在把經濟系統視為相對於自然系統這一「母系統」之下的「子系統」，承認子系統相對於母系統是永遠不可能無限制增長，永遠考慮到子系統對母系統的「依賴－限制」羅輯，並制定一種永遠「小於」生態條件的經濟規模，才能談到經濟系統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但是，正因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太紅、太神聖，所以前述真正簡單而準確的定義，竟被埋沒在諸如政治可持續、社會可持續、金融可持續、文化可持續等等泛濫成災的時髦定義中。

「滿載線」與「影子價格」

戴利把傳統宏觀經濟學視為一種僅僅以交換價值作為循環之流－而且僅僅是從廠商到家庭之間－的封閉系統，因為宏觀經濟學僅僅把「地球對生命承載能力」看成外部性問題，僅僅將環境成本內部化成一種反映社會邊際成本價格，乃至無需考慮其「可持續性」的孤立性偏見。在這裏，涉及的是「經濟學的視野」問題，也就是作為經濟學知識體系之「前認知」並應得到基本分析的那個初始假設。在戴利看來，受到凱因斯主義支配的傳統宏觀經濟學僅僅把「經濟」視為一種交換價值的循環過程，而「穩態經濟學」則把經濟系統視為與自然系統息息相關的「母子系統」。前者把進行交換之各要素之間的價格變化視為「經濟過程」，在此意義上，傳統宏觀經濟學的目標就會落在如何在總體交換中通過最佳配置實現價值的最大化；穩態經濟學則相反，它以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的「永續平衡」為目標，在此意義上，穩態經濟學的視野就惠落在如何在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之間，如何通過「最佳規模」以實現穩態發展。

戴利通過航海制度中的「滿載線」(Plimsoll line)這一概念來說明，傳統宏觀經濟學關注的是如何將貨物「平均地」配置在一條船上，以免重心不穩而翻船；穩態經濟學則提出警告，即使再均勻的配置，一旦貨物過重，一樣會沉船，即使是均衡地的沉船！

在強調「最優配置」的傳統經濟學中，價格－市場中對稀缺性的交易成本－是實現效益最大化的基本工具，但是「最佳配置」並不等於「最佳規模」，因為前者旨在追求最大的增長以解決最佳的分配，後者則以最優的平衡維持最低成本的生命收益，甚至說，以零增長－穩態為基準的規模論與追求無限增長的配置論，必然處於「永續衝突」之中。

戴利指出，傳統經濟學只重視實現最佳分配的「市場價格」，卻忽略或完全不去計算「影子價格」，即生態系統的耗損與高人口或高人均資源使用量的邊際社會效應，這是一種在耗散環境資源之後卻無法被支付性的隱性價格。戴利也指出，面對影子價格－一種根本無法準用商品之機會成本來確定和分攤的成本－人們至今依然採取不可救藥的樂觀態度：「人類集體性行為所造成的系統性破壞(如溫室效應、臭氧層空洞)可以通過假定每個人都是經過良好的教育，懂得對環境破壞造成的損失進行自願補償來加以解決」(註2)，但實際上，生態系統並不對市場價格作出反應。生態系統既不是服務業，也不是製造業，它並不因為顧客需求的提高而增加自身的服務和產出；相反的，人類對它的需索越多，它就越容易翻臉和反噬！

「影子價格」這一概念是針對以「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為假設的古典經濟學的翻修和重訂。相對於市場價格，影子價格不是基於市場交換下的「支付關係」，而是基於生命共存意義下的「信托關係」，也就是聯繫著貧苦者、未來子孫和其他生命物種於一種友善與慈愛的倫理共生關係。實際上，並不是所有的價格都是可支付的，例如生態資源，它一旦被耗損，就無法再付款買回。

「新稀缺時代」的來臨

在傳統經濟學中，「資本」通常指資金、技術、勞力、生產工具等等，但是戴利將傳統意義的資本視為「人造資本」，而作為人造資本之基礎的則是「自然資本」。正如如果沒有森林(自然資本)，再大的鋸木廠(人造資本)也毫無意義，如果魚源(自然資本)枯竭，再多的漁船(人造資本)也無濟於事；人們過去總是錯誤地認定，基於稀缺性原理，人造資本的增加和改進具有替代自然資本的作用。但戴利認為，人造資本與自然資本的關係不是替代性，而是互補性；即使傳統經濟學的「替代理論」可以成立，但正如每增加一艘漁船(人造資本)就必須有一定數量之魚群(自然資本)的增加一樣，「生產越多的替代物(人造資本)，物質上就需要更多的被替代物(自然資本)－作為其互補條件」(註3)。由此可以看出，以「增長」掛帥的經濟學總是在破壞兩種資本之間的互補性－建造過多的漁船來撈補日漸稀少的魚群－即使運用科技養殖來替代，也只是在更大規模消耗自然資本的前提下進行的。基於此，戴利認定，「最大限度提高人造資本的生產率和積累的現行政策已經不再是『經濟的』」(註4)，這意味著當今世界已經進入一種「新稀缺時代」－不是人造資本的不足，而是剩餘自然資本的嚴重稀缺。因此，人類應該告別對人造資本的投資，轉向對自然資本的投資，並使自然資本的投資規模始終大於或先於人造資本的投資，才能使可持續發展獲得真正的實現。

戴利將他的經濟思想最終歸結於一種可持續的倫理原則，但這一原則不是簡單的口號，而是一整套從宗教內涵到生命倫理，從經濟理論到公共政策的人類生存法則。與正統經濟學不同，戴利思想的核心不在於「最大」，而是「適足」，在於一種古典智慧：知止不殆、知足常樂。

註1：Herman Daly, 諸大建、胡聖譯，《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2001，頁2
註2：《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76
註3：《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109
註4：《超越增長：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學》，頁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