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來就沒有說歐美日本比其他地區受教育水平要低下。但是我已經說了，專業受教育和社會學教育不一樣，你覺得在設立了國教的國家裏社會學教育能有多廣泛？一個“知識型”社會在美國的體現反而是：人們沒有必要親自了解事實，只需聽官方說法即可。相反，“思想受到壓制”的“極權國家”人民反而會爆發出這種求知的願望。美國人沒有興趣知道共産黨國家是什麽樣的，他只需要知道共産黨很可怕、很邪惡就可以——你覺得這樣的教育是成功而且正常的嗎？列甯尚且公開提到美國若幹值得學習的優點。而美國人呢？在他們眼中紅色陣營除了“貧窮”“洗腦”“邪惡帝國”還有什麽？他們有提到愉快的星期六義務勞動嗎？

而對於消費主義，天哪，還需要浪費？很多情況下購買私家車就已經是浪費了。高級跑車就更浪費，他又不參加追捕逃犯，純爲了滿足虛榮心和刺激感，擁有著永遠也用不上的高效能配件，花掉大筆錢來買一個實際上只是充門面的東西。而消費主義的奢華生活使得人們已經認爲：休閑是富人特有的，窮人不得不把時間都花在工作上。因此，窮和勞動挂上了鈎，富和懶惰建立了聯係。追求上層生活變成了追求懶惰。在一個以奢華爲榮譽的社會裏，“有錢”所帶來的榮譽漸漸被錢的作用——擁有奢侈品，或者擁有較多休閑時間——所取代，因此越來越貪婪、越來越癡迷於無用的東西、越來越懶惰，就是消費主義所能帶來的全部東西。
實際上，勞動是光榮的，可是現在資本主義世界中，反而成了勞動可恥，因爲“窮人才幹體力活”、“沒有地位的人才幹體力活”、“沒有經營頭腦的人才幹體力活”！據此來看，難道社會性的好逸惡勞和消費主義能脫離關係嗎？

而實際上，炫耀性消費其實已經指出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因爲在庸俗經濟學自身的框架內，引入炫耀性消費就會否定自由市場的有效性死結。因爲炫耀性消費者的效用函數已經不適用於傳統模型的假設了。
傳統消費者：U=U（Q)
炫耀性消費者：U=U(Q-Qa) Qa爲一般消費水平
每個炫耀性消費者爲自身效用U的最大化，都拼命消費比其他人更高的消費水平，如此競爭的結果是，一般消費水平Qa上升，使炫耀性消費者的效用水平又回到了原點，結果社會總體福利沒有因爲自由市場競爭機制而上升，每個消費者爲維持原效用水平付出的成本卻隨之上漲。這就否定了自由市場的有效性。
舉個例子就是：當每個人都拼命工作而使用上了純木漿手紙時，人們發現爲了使自己顯得更“有錢”，不得不進而使用純木漿加N種香料手紙。到頭來每個人得到的仍然只是手紙，付出的成本卻大大增加。實際福利水平反而下降了：“社會精英們”必須忍受高級手紙的化學漂白劑...所以在這個例子裏，國家出面禁止生産銷售奢華手紙就是正確的選擇。

勞動實踐是人區別於低級動物的本質屬性。而資本主義將這一人的本質屬性異化爲痛苦卑賤的過程、奴役的手段，反而把物欲這種動物性的訴求變成了人生的“本質”。正因爲如此，資本主義是反人性反人類的。

而對於“政治實用性”的說法，你不得不承認如果希特勒不發動戰爭的話，他給德國帶來的也是“民生企業的大改善”；沙皇彼得一世也是如此。可是——很遺憾——這些人跟民主一點關係也沒有。1918年高爾察克的白匪軍進攻蘇俄，按照您的意思，蘇俄人民應該“決不放棄監督權”，拒絕戰時共産征召，拒絕一長制，拒絕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專政，痛罵人民委員會是獨裁者的政府——可是實際上呢？高爾察克的軍隊搶走投降村落的糧食，放火燒掉村子，槍殺無辜的人民。大概您認爲在這種特殊的情況下積極扯皮也是“對監督權利的合理維護”？怎麽偏偏對911的時候，這合理維護就軟弱了呢？難道說“自由和民主”的國家也有甯可用自由換取平安的時候？如果是這樣的話，憑什麽不允許蘇聯人以斯大林的統治換取反擊德國的勝利呢？

你說民主國家的可塑性很強，可是爲什麽對自己生活狀態不滿的人總是存在，總是有各種各樣讓人不滿的事情發生？這只能說明所有的“改進”都是障眼法，真正的罪惡源頭還藏在更深處。你說性取向是在民主國家改良的，那我請你解釋一下：爲什麽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是第一個宣布同性戀不是疾病的國家、而現在的德意志卻把同性戀劃爲異類，不給他們社會保障和保險服務？宗教教會歧視、排擠甚至迫害同性戀者，可是共産主義不承認宗教，而民主社會卻有宗教自由，甚至還允許保守派的政黨參選！您所說的“改進”究竟在哪呢？前段時間，莫斯科的同性戀者爲平權而舉行遊行，可是市長——葉利欽扶上去的保守派資本主義走狗——卻調動警力鎮壓！這是不是“民主的改善”呢？民主國家所能做的，永遠只是“修修邊角”、“錦上添花”。而真正動搖社會問題核心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無産階級革命，以及在上面建立起來的真正的、專門保護勞動者的無産階級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