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 明清時期西部虎患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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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正剛（暨南大學曆史係）


內容提要：

明清時期，我國西部地區自山西、陝西經四川到貴州、廣西以及雲南等省均發生過程度不等的虎患，給人民生命財産造成嚴重損失。本文認爲，虎患既與社會動蕩有關，又與山地開墾導致的環境惡化有關。康熙中葉以後，西部地區虎患日漸減少，說明其社會發展已步入正軌。

虎是凶猛而又危險的獸類動物，人稱獸中之王。所謂虎患是指虎對人及其家畜的襲擊。目前史料關於中國境內最早的虎患記載，就發生在西部地區，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虎曆四郡，害千二百人。”[1]這之後文獻對西部虎患記載頗少，如宋太宗至道元年陝西“梁泉縣虎傷人。”[2]明清西部虎患的嚴重空前絕後。本文通過地方志、筆記、文集等資料，對虎患與明清西部的發展結合考察，希望能對當今西部開發提供點借鑒。


陝晉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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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地區是我國文明的發源地之一。宋以前，該地域一直是我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地。宋代以後，隨著我國政治經濟重心的向東與向南轉移。這一地區相對地落後了。然而，明清時期，隨著我國整體人口壓力的加大，這一地區的人口也在內部壓力下不斷向外遷徙，自明初開始這一地區就一直成爲人口的主要遷出地。如洪武時期，河南地區的彰德、衛輝、懷慶、開封、河南、南陽等府都接納了大量的山西移民。[3]

明清時期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導致了山地與邊疆土地的大開發。在人類寸土必爭的壓迫下，以山區爲生存基地的各種禽獸也在不斷地伴隨著人類的山區開發而被消滅。明清時期，我國各地普遍産生的虎患，可能正是人地矛盾的突出表現。位於山西、陝西與內蒙古交界的河曲地區，明弘治二年秋七月就發生過“虎狼噬人”的現象。大同府的靈丘位於太行山區，在天啓六年秋九月也發生“猛虎傷人”案。到明末清初時，靈丘虎患十分猖獗，清初人宋起鳳在《稗說》卷1《獸食虎》記載：“大同靈丘山中數多虎，相率十數成群，當晝噬人。靈丘駐褊帥，常牧放營馬山下，虎時就群中殘齧去。軍人相戒，捕之不得”。[4]老虎不僅吃人，而且還獵食軍馬，這些活動居然是白晝進行。這只能說明此地的山區土地開發迅速且人口密度高。事實上，僅山西而言，明清時期，其境內的老虎活動記載已相當多，如嘉靖十一年冬南部的解州運城發生饑荒，“虎入禁垣踞池神廟”。[5]嘉靖年間中部汾州的孝義縣“郭外高唐、狐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菁中，忽失足墮虎穴。……日落風生，虎嘯逾壁入，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樵遂騎而騰上”。[6]此與清王士祯《池北偶談》卷20 《義虎》頗雷同。這條資料說明，該處盡管多虎，但並沒有發生虎患，甚至連樵者誤墜虎穴，竟能騎虎而上。其原由大概是史料中的虎“口銜生麋，分飼兩小虎”有關。也就是說，老虎的食物鏈並沒有中斷。虎還沒有到食物斷絕而襲擊人類地步。

明代爲了防禦北方元人殘余勢力的南下，中央政府在長城沿線修築“九邊”，並沿“九邊”實行軍屯，後來的開中又有商屯、民屯的實施。所有這些活動，都使得沿線的大量樹木被砍伐，“即山之懸崖峭壁，無尺寸不墾”，[7]進而帶來生態環境的大破壞。因而也就加劇了虎患的發生。在“九邊”沿線上的山西甯武縣，史載“多虎，村民被噬者甚衆。”[8]村民被食甚衆，說明虎患出現的頻繁。當然，人類的智慧最終會戰勝老虎。所以，史料稱位於呂梁山的山西岢岚州地處“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9]多虎，或許正反映山區的開發力度加大，使虎被迫出山與人爲患。而人類在與虎的鬥爭中，也不斷摸索殺虎經驗。

陝西平涼府泾川縣打虎能手萬夫雄，少負臂力以拳勇稱，一日與“範姓友早行深山中，忽林莽出巨虎，縛範以去……萬遂撼大樹拔之，怒持樹往追，經裏許，震天一呼，虎爲逡巡退步者三，範得以脫，因梃擊虎，中其項，虎負猙獰欲迎鬥，然項痛竟不能舉，萬乘勢一再擊之，虎斃矣。母虎暨虎子相尋至……複相繼而斃於其手”。[10]萬氏一人在深山之中，連斃三虎，頗有黑旋風李逵沂嶺連殺四虎的雄風。此則史料說，深山中的老虎在清晨即敢只身對二行人大開殺戒以及母虎與虎子相尋至，都可能是老虎在山中覓食困難，而被迫襲擊行人。對於虎患問題，地方政府也頗注意，有時甚至還出動軍人參與助剿。錢泳在《履園叢話》卷14《祥異》中載：“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出一猛虎，傷人無算，獵戶與官兵莫能制之。……時村家養牛數十頭，正在山上，見此虎至，群牛皆退縮，惟一牛獨前，與虎熟視者久之，忽奮力一角穿虎喉，虎立斃。報之縣官，遂將此虎賞畜牛之家，並以銀五十兩獎之，一縣稱快”。 西鄉縣位於秦嶺與大巴山之間，這裏是明清時期人口流動最爲集中的山區之一。從村家養牛數十頭可以看出，當地山區已多被開發成耕地。大批流民進入山區，長期從事土地墾殖，必然限制了老虎的活動範圍，也斷絕了老虎的食物來源。老虎出山吃人及家禽已成必然。

四川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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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號稱“天府之國”。明末清初長期戰爭，使四川人口極度減少。四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遺”表述清初人口的稀少。這可能與戰爭造成戶籍紊亂以及人口外遷避難有關，但四川人少肯定是事實。四川虎患多發生在城鄉尤其是城市居民區爲主，這與陝晉地區的虎患多發生在山區不同。筆者認爲，陝晉虎患是在人口流動的開發中形成的。而四川虎患出現則是戰爭造成人口死亡或大部分逃往深山避難，反而使城市空墟。

四川的虎患也是以山區縣爲多。山城重慶府是虎患多發地區。府屬江津縣在明成化二十三年“多虎患，縣令黃昭禱於神乃息。”清順治年間江津已成爲“虎狼之穴，翻屋登梯，號爲神虎。”[11]而道光《綦江縣志》卷10載綦江“群虎白日出沒，下城樓窺破殘人戶。……行者雖五、七同群，執器械，前後中間必有一失。”老虎不僅白日出沒，而且敢襲擊手執器械的一群人，真是令人不可思議。這種情況在榮昌也時有所見，光緒《榮昌縣志》卷19載，張懋嘗主仆8人赴榮昌縣上任，入城四顧無人，天將暮，一群老虎突然竄出，其中的5人當即虎口喪生。與重慶府接壤的敘州府也是虎患多發區，乾隆《富順縣志》卷5記載，該縣清初“數年斷絕人煙，虎豹生殖轉盛，晝夜群遊城郭村圩之內，不見一人馳逐之。其膽亦張，遇人即撄，甚至突牆排戶，人不能禦焉。殘黎之多死於虎”。縣城北門玉水井街一帶，“久成虎穴，寥寥居民，無一人敢從此采樵。”這些說明清初重慶、敘州的虎患，已不是單一地發生在深山老林地區，而是多發生在城鄉居民區。這正反映了四川戰後的破敗蕭條窘況。沈荀蔚在《蜀難敘略》中載：順治八年春“川南虎豹大爲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齧人以盡爲度，亦不食。若取水，則悉衆持兵杖多火鼓而出，然亦終有死者。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謹疫疠者，又盡於虎矣。雖營陣中亦不能免其一、二。”連軍營中的士兵都難免爲虎所殺，真令人難以置信！

川北的順慶府也是虎患重災區，據《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載，順治七年四川地方官員向朝廷奏稱，順慶府“查報戶口，業已百無二、三矣！方圖培養生聚漸望安康。奈頻年以來，城市鞠爲茂草，村疃盡變叢林，虎種滋生，日肆吞噬。……據順慶府附廓南充縣知縣黃夢蔔申稱：原報招徕戶口人丁506名，虎噬228名，病死55名，現存223名。新招人丁74名，虎噬42名，現存32名。”作者感慨到：“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於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哉？”嘉慶《南充縣志》卷6載：“縣治、學宮俱爲虎窟”。群虎據城爲害，肆意吞噬人的生命，反映了四川社會在清初的殘破荒涼。這種據城爲害的虎患，在清人文集中也有記載。彭遵泗《蜀碧》卷4載：順治初年四川“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蓊郁成林……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頂逾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爲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這些行爲都在白天發生，這或許與城中僅“遺民數十家”有關。與順慶府毗鄰的保甯府在明末清初的戰亂後，也是虎患多發區，史稱順慶、保甯二府“多山，遭獻賊亂後，煙火蕭條。自春徂夏，忽群虎自山中出，約以千計，相率至郭，居人趨避，被噬者甚衆。”[12]數以千計的群虎出山入城，也許過於誇大，但老虎數量可觀且集體進城覓食可能是事實。被噬者衆，說明該地還處於戰爭的廢墟之上。

除了山區縣的虎患嚴重外，成都平原在清初也是虎患重災區。康熙初年費密將其耳聞目睹的事編成《荒書》，其中有順治四年清將李國英入成都，“留張得勝守之，辟草萊而居”。不久張爲其部下殺死。“自得勝死，成都空，殘民無主，強者爲盜，聚衆掠男女屠爲脯。繼以大疫，人又死。是後，虎出爲害，渡水登樓。州縣皆虎，凡五、六年乃定”。這則史料告訴我們，在順治四年的時候，四川首府成都已被全面大破壞，守將等也只能“辟草萊而居”，後來的內亂又加劇了整個成都地區的破壞，以致發生長達5~6年的虎患。與成都府接壤的邛州在明代就有虎患，州屬蒲江於嘉靖三十年有虎出沒爲害，嘉靖四十四年“虎複爲患。”[13]康熙趙彪诏編著《談虎》也雲：順治四年四川“虎患，十百爲群，或夜半扶椽瓦而下，盡齧室中老幼。”

明清時期，四川虎患持續的時間比較長，直到康熙十年以後，全國已基本上走上恢複生産的正軌，但四川仍多有老虎出沒。康熙十一年王士祯自川北進入成都，他將沿途見聞著成《蜀道驿程記》，內載，閏7月26日抵（潼川府）建甯驿，“竟日出沒荒草中。土人雲：地多虎，日高結伴始敢行”；8月26日至（夔州府）雲陽“北十裏遇虎，衆列炬噪逐，久之乃去。館人雲：此地至宜城最多虎害，日暮無敢行”；9月25日到成都雙流縣，入城後見“虎迹縱橫”。可見，直到康熙十一年，四川各地的虎患依然相當嚴重。三藩之亂爆發，四川再次成爲主戰場之一。戰後的四川“所存惟兵”，虎患之災卷土重來。康熙二十一年陳奕禧運饷銀入川，把在四川沿途見聞輯爲《益州於役記》，內載，10月8日在（保甯府）廣元縣“仆役拔刀斬棘而入，茅中有虎，野不識人，驟見乃驚遁去……至於沙岸，虎豹之迹交錯”；24日在鹽亭“見虎……歸秋林驿宿店------終夕群虎逐鹿，鳴聲繞床不絕”；29日入（成都府）漢州“城內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這裏沒有具體介紹虎患情況，但虎多應是事實。康熙二十二年方象瑛典試入川，著有《使蜀日記》載，9月1日經漢州“抵新都縣，皆名區。亂後中衢茅屋數十家……虎迹遍街巷。”這時的老虎仍以城市邊緣的林莽爲安身之處。

明清四川虎患的禍害程度也最爲慘烈。康熙初年歐陽直著《蜀亂》又名《歐陽氏遺書》，記述了四川虎患情況，“蜀中升平時從無虎患，自獻賊起營後三四年間，遍地皆虎，或一二十成群，或七八只同路，逾牆上屋，浮水登船爬樓，此皆古所未聞，人所不信者。內江奔潰，余途次草中，月下見四虎過前；又於敘南舟中，見沙際群虎如牧羊，皆大而且多。過泸州舟中見岸上虎數十逍遙江邊，魚貫而行……大抵蜀人死於賊者十之八，死於饑者十之二，僅存者又死於虎之口”。歐陽氏的說法過於籠統，但至少反映虎患對四川社會發展的破壞。清人劉石溪在《蜀龜鑒》卷5對清初四川死於虎患的人口作過粗略估計：“自崇祯五年爲蜀亂始，迄康熙三年而後定”，在漫長的30余年中，川南“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於瘟虎者十一二”，川東“死於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於瘟虎者十一二”。

清初四川地區長時期存在虎患，是戰亂所造成的結果。但至少到康熙末年，四川已變成全國著名的米糧生産基地。這說明大規模的移民進入四川，已逐步改變了四川荒涼局面。康熙以降，四川虎患記載的罕見，正反映四川開發已見成效。[14]

黔滇桂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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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雲南地處雲貴高原，均與四川廣泛地接壤，明清時期虎患也屢有發生，並且老虎出沒地點也與四川頗類似。明嘉靖四年貴州最北的思南府與四川交界，就有虎至府署“吼而出，不知所之”。如果說，這次老虎在城市出現僅是預演的話，那麽，萬曆五年與貴陽府毗連的威清衛，老虎則大開殺戒。史稱“虎入城，害三百余人”。萬曆二十一年貴州西部與四川交界的畢節衛“虎入東關民家，傷六、七人乃就斃”。萬曆二十六年興隆衛又發生“虎食百余人”的惡性慘案。[15]與四川的虎患相比，明代貴州的虎患要稍爲遜色一些。但也基本上是老虎深入到城鄉之中。這或許與明代貴州開發的落後有關。有明一代，官方記載的貴州人口總數始終沒有突破30萬。這一數字到清初的雍正以前，又下降到21388丁數，約計10萬人。[16]清初貴州虎患也頗爲囂張，史載：遵義府“多虎。有四種。斑虎與常虎文質同，黃毛虎無黑文尤獰惡，蓑衣虎毛長被體，如蓑衣狀，刀箭不能入。而朱虎最獰，嘗於綏陽村落間，二日齧三十七人，捕之則咆哮入山。”[17]遵義在明代及清初還屬於四川管轄，後來劃歸貴州。所以徐珂在《清稗類鈔》中也記載此事，基本是本資料的複制，但卻將時間定爲康熙年間。[18]本資料在記述虎患的同時，還從虎皮形狀給老虎分類。這至少暗示此處是老虎經常出沒的地方。康熙年間，浙江人吳傑，以軍功授黔西都阃。該地“有虎出，每夕必傷雞犬，群相告誡，時總戎方宴集，客散後，見虎在山怒吼，取兵符調吳圍擒。”[19]最終制服老虎。生活在山區的人民，在與虎的鬥爭中，逐漸摸索出一套捕虎與訓虎經驗，變害爲寶。史載：“黔多山，重巒深谷間時有虎迹。山居之農善捕虎，捕必生致之，以術豢養使之訓，能代耕牛之役。……且力強而性奮，無牛之惰，有牛之功。”[20]從“山居之農善捕虎”來看，清代貴州的山區開發也有了一定的深度。

雲南的虎患情況，筆者從有關該省的地方志文獻中難以發覺。但雲南的虎患其實也有一定規模。如《談虎》引《滇行紀程》雲，康熙時，“余過三尖山口百頃鋪，崇岡陟降，屢屢見虎。夜望虎眼甚綠，一開一合，閃閃如燈。土人諱言虎，謂之山王。”類似的資料，筆者一時難以發覺。

廣西的虎患也是從明代開始頻繁出現且地域廣泛。據雍正《廣西通志》卷3《祥異》記載，明嘉靖六年南甯府“虎入武緣縣城”； 嘉靖十一年“虎入梧州府城”；嘉靖十四年虎入太平府城，“民殺之。嗣後，越十日，凡二虎相繼入城，民俱殺之”；嘉靖十五年秋八月在郁林州的“興業縣有虎患，民禱於城隍，七虎俱斃”；萬曆元年柳州府“融縣虎爲害”；萬曆二年懷遠縣“虎爲害”。清代廣西虎患相當嚴重，史料多用“虎暴”來形容。民國《欽縣志》卷首《編年大事記》轉引雍正《欽州志》載“康熙八年春夏虎暴……二十四年虎暴。”乾隆《廉州府志》載“康熙十年欽州虎蹂近郊，白晝噬人；四十四年冬虎入城。”[21]與此可見，廣西的虎患自明嘉靖以來一直延續到康熙中葉仍十分嚴重。即使到乾隆年間，虎患也時有所聞。乾隆某年秋，梧州府雜貨商王際余，以沿鄉賣雜貨爲業。一日“赴各村索欠去矣，數日而際余不歸。……時方多虎，而際余貿易向在山村，人鹹以爲必罹虎患矣。”[22]人失蹤，村民首先想到的是爲虎所害，看來該地必發生過多次虎患。位於西部的鎮安府，與雲南接壤，南爲越南界。清前期“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地方官員募能殺虎者，“一虎許賞五十千”。老虎甚至就在村民的房前屋後，等待捕食村民。所以史料說“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因爲多虎，谷倉在門外都無需看護。“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23]廣西虎患持續時間之長，或許是廣西開發相對滯後所造成的。明代廣西官方人口峰值爲167萬人，清雍正年間下降爲100萬人左右。當然，隨著人口的不斷遷入，到乾隆中葉人口增長到2350多萬。[24]所以，虎患也隨著地域的開發漸趨萎縮。

總之，明清時期，我國西部地區沿山西、陝西經四川到貴州、廣西以及雲南等相互毗鄰的省份均發生過程度不同的虎患，對人民的生命財産造成了嚴重的損失。虎吃人習性的養成，既有環境關係，也有人爲因素。自然生態係統的破壞，野生動物數量減少，虎覓食較難，在找不到野食情況下，迫不得已才去接近居民生活區，盜食家畜乃至襲擊人。虎患的出現，顯示了當時人口壓力不斷加大，山區的開墾不斷向縱深方向深入，大面積的山林資源被破壞。人口對山地的開墾必然導致環境的破壞，不僅影響了動物群的數量，甚至造成某些動物種的滅絕，老虎生存的食物鏈被破壞。康熙中葉以後，西部社會經濟已步入發展正軌，這之後雖偶有虎患發生，但已構不成在廣泛的地域內造成威脅，這說明人類的濫墾荒山與過度的捕捉老虎，使虎的數量在急劇減少並瀕臨滅絕的危險。明清虎患的消長，對今天西部開發過程中正確處理好土地開發與保護野生動物的關係或許有警示作用。環境與自然資源，是人類及一切動植物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保護自然環境，合理地開發和利用自然環境，是現代化建設的一項基本任務。在推進經濟建設的同時，除了進行人口控制外，還要大力保護和合理利用各種自然環境，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有機地結合起來，在保護中開發，在開發中保護，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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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明陳繼儒《虎荟》，載《叢書集成初編》，第1364冊，中華書局1983年。

[2] 雍正《陝西通志》卷47《祥異》。

[3] 葛劍雄主編《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第266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明史資料叢刊》第二輯，江蘇人民1982年。

[5] 雍正《山西通志》卷163《祥異二》。

[6] 清張山來《虞初新志》卷4《義虎記》，載民國《筆記小說大觀》。文中所引筆記、文集均出自《筆記小說大觀》、《清代筆記叢刊》以巴蜀出版社《中國野史集成》等。

[7] 《明經世文編》卷359，龐尚鵬《清理大同屯田疏》。

[8] 清陸長春《香飲樓賓談》卷1《肉身土地》。

[9]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3《鎮安多虎》附記。

[10] 清張山來《虞初新志》卷8載《萬夫雄打虎傳》。

[11] 雍正《四川通志》卷38之4《祥異》。

[12] 康熙趙彪诏編著《談虎》，載《昭代叢書》戊集卷50。

[13] 雍正《四川通志》卷38之4《祥異》。

[14] 劉正剛：《閩粵客家人在四川》，第43~49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15] 乾隆《貴州通志》卷1《地理類》。

[16] 梁方仲編著：《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04、25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17] 《昭代叢書》，戊集續編，卷第50。

[18] 《清稗類鈔》第12冊，《動物類》，中華書局1984年。

[19] 道光慵讷居士《咫聞錄》卷1《吳都阃》。

[20] 《清稗類鈔》第5冊，《農商類》，中華書局1984年。

[21] 民國《欽縣志》卷首《編年大事記》。

[22] 乾隆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卷3《余記》。

[23] 清趙翼《檐曝雜記》卷3《鎮安多虎》。

[24] 梁方仲編著：《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第204、25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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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懷戀那段華南虎還有很多的時期啊（喂，說得就像自己已經很大了似的）
雖然那時，不管是人還是老虎都是在不堪回首的血腥記憶
但至少
那時還有很多華南虎……（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