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前言：這是我聽錄的版本，省去了一些口語的內容，並且盡量把說話習慣變得讓台灣人能夠聽懂。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資料，一次破除了很多謠言，讓我們對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有了更直接、更詳細、更真實的了解。


--------------------------------------------

今天就講一講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跟以後在美國當工人這個對比。

爲什麽這個對比有意思呢，因爲啊，我想一想，因爲好多中國的工人是“溫水煮青蛙”，等到他沒有社會地位的時候，他才已經發現，太晚了。我是在中國毛澤東時代當工人當了五年，馬上到美國，馬上就沒有主人公地位了，這感覺是非常明確的，天壤之別。我是68屆初中畢業的，分配到工廠，那時候去的是光華木材廠，北京的光華木材廠。當時你要問我在中國當工人是什麽感覺，我真沒法說。因爲沒有對比，感受不深。就像讓魚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外還有什麽世界。所以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以爲當工人就是那麽回事。在美國當工人，才知道真不一樣。怎麽不一樣呢....一言難盡。怎麽不一樣？你在美國在資本家那當工人，嗯...你是怕老板。有人在八十年代說一個“大鍋飯，養懶漢”——我是到了美國才學會偷懶的！在毛澤東時代我們不會偷懶，我在想這是爲什麽？爲什麽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那麽所謂“傻”？我們不是真的傻，其實我們很清楚，我們知道自己的勞動目的，不是給資本家賺錢的。工人階級，其實本能的勤勞、勇敢，這是它的特色。那些貪圖享受，那些認爲人不爲己天誅地滅的那種右派的資産階級思想家，他們是以己度人啊！真正的工人，他們對自己的勞動是有成就感的，是有一種“我創造出東西來，我對這種東西是有感情的”感覺。我在光華當工人的時候，就是個普通工人。先是在熱壓機制造塑料切面板，後來調到膠合板車間。那時候工人們是吃在食堂裏，住在宿舍裏，然後有學習。在七十年代初的時候學馬列，所以我的基礎是在那個時候打的。當時和工人一起吃喝，一起勞動；我到了美國之後老是想家。剛開始的時候是想我的父母，剛到美國去，先在電器工廠幹了一年，後來去費城附近的工廠打工。當過複印機修理工、商場記錢的計算器的修理工，後來我失業了。我頭一次失業啊！我以爲是天塌下來了。在中國，有生活保證，有安全感，沒有經曆過資本主義社會的考驗，中國人到那去真不適應。一失業我說：“我做了什麽不好啊？你幹嗎不要我了？”

所以在美國我學會：當工人必須是作秀。要幹得很歡，出不了活，這才叫偷懶。在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真是不會偷懶，真不會偷懶。我們在工廠裏不是沒有懶的，我們班裏面有一個人，叫“蓋包”，他是除了本分工作以外不會幫別人的。其他的工人，我這邊幹完了你那還忙，我去幫著一塊幹，把這活幹完了一塊去休息一會。那時候，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不怕幹部到車間來的。你幹部來，廠長來，“哎呦，好長不見你了，你是不是脫離群衆了？”廠長來了，你現在看報紙呢，活幹完了——因爲活是一批一批的，我們做塑料切面板，或者做膠合板，你切好了然後放在熱壓機裏熱壓，你等著下一波呢，總是有個五分鍾十分鍾的時間啊。你要看報紙呢，廠長來了，你該看報紙還是看報紙，該喝茶還是喝茶，該聊天還聊天，他來不來無所謂的。他不能開除你啊！那工人那陣不怕幹部。誰怕？幹部怕工人貼大字報！

在資本主義社會就不行啦。那時候我到美國當工人就完全不一樣。頭頭來了，你必須是在幹活，你不幹活，炒鱿魚！所以呢，工頭、廠家的管理人員掌握著你的工作權利，那是很大的權力。所以你想，在毛澤東時代靠什麽把工人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當官的幹部沒有解雇你的權力，沒有扣你工資的權力。那老百姓爲什麽、工人爲什麽那時候辛辛苦苦幹活，憑的是什麽？現在的人是不可思議的。在資本主義社會當工人，你要是工廠幹部不在，那工作馬上就停下來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那種監督，一方面是給你胡蘿蔔加大棒，給你獎金刺激什麽東西，然後你敢玩壞把你開除了，那是資本主義的生産關係呀！但是呢，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呢，也不是好欺負的。他們也在鬥爭裏邊慢慢學會了怎麽去對付資本家。這個學偷懶去對付資本家是有藝術的。咱們來講講一些具體的怎麽去對付資本家。當然，最有效的東西是工人組織自己的公會，不是那個黃色工會，是自己的公會，這是最主要的。但是另一個方面，在平常，你看有一次我們在一個車輛廠工作了有將近十年，七八年。

有一次我們來一批貨，要制作上百輛車輛，像地鐵上能坐的地鐵那樣的車。我是電工，是專門裝電纜，是很粗的電纜，在車底下。所以頭十輛車我們是拿了電路圖去看怎麽去裝好，那時候車底下是翻過來的，都是翻過來的，我們按著電路圖學會了怎麽去裝這些電纜。第十輛車開始我們就開始有計時了。有人拿著一個本，拿著一個秒表，就看你的一舉一動花多少時間，他都記下來。這是非常科學的。跟我一塊幹活的一個大高個子的黑人他非常有經驗。他說，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幹，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幹。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我們用汽動工具今天全是手動工具。這還不夠，中間有螺絲，是專門的固定螺絲。這固定螺絲上面有個自動鎖的螺絲帽，螺絲帽上面有一個收料圈。所以你擰那螺絲的時候擰一下讓它不固定了，它就是連軸轉，你轉一輩子也轉不緊。當然你不能....所以怎麽辦呢？它一般應該十圈就能把它固定好了，今天想辦法讓它轉二十圈。那怎麽辦呢？因爲上面你扳的時候他看得見上面，他看不見下面的固定扳手。所以你數好了，扳著扳著松手了，扳著扳著松手了，而上面不間斷。你必須保證每一個二十轉，因爲有一個十五轉他就按最低的那個轉數，所以還不能露餡。而且你還得把全身精力投入到裏面。那時正好八月份，特別熱。我們那是頭上係著紙巾，因爲汗留的都跑到眼睛裏，刺眼啊。一身穿著T恤，哎呀我們倆作秀真是表演的非常好。然後他呢經過好幾天，最後把活幹完了，活幹完了以後他一記，說是三十多小時，我們松了一口氣。當時不用太緊張也能差不多做完了。以後越做越熟，越做越熟，一年以後我一個人五小時把它幹完了，但我還報三十小時。爲什麽呀？那時候我上大學呢，我的微積分的作業都在廁所裏面學的呀！沒騰出時間來我怎麽辦？就說，勞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是個敵對的情況下，就和貓和老鼠一樣的，你有你的辦法，人家有人家的辦法。中國一句話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工人有對策。當然最主要的對策還是通過工會，工人自己的組織。就通過這樣的情況，和資本家那樣鬥。

到美國去之後我經常回中國來。我每次回來都到工廠去一趟。77年回來的時候真想家了。除了想父母之外，我還跑到光華木工廠又去當工人，又去了一兩個月，重新體驗過去當工人的生活。我說怎麽回事，我怎麽沒想到回到美國之後到原來的工廠去重新體驗當美國工人的生活啊？爲什麽中國回來之後老想去和老工人老同志一塊去共同生活一段時間？那時候當工人確實是一個同志之間的關係。在美國當工人，工人之間有感情。但是跟這個公司沒有感情。你所記憶的是老板怎麽樣監督你，老是一個敵對關係。光華現在沒了，我感覺特別可惜。在美國過去那三個工廠的工作地也是沒了，也是破産之後沒了，我也覺得可惜。但是，對於那種工作環境，我是一點也不懷念。爲什麽我對光華的工作老是懷念？經常去啊，現在好多光華的工人還在，那邊還住著很多人。這裏邊就說，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和被迫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樣。我在那時候在中國在毛澤東時代當工人是一個工作，現在當工人是一個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質完全不一樣。一個是當家做主的，一個是被奴役的。人活著就是爲了一口氣，對吧？日本鬼子來打中國的時候他不就是不允許中國人合資嗎？美國人就聰明多了，它跟你合資，你就讓他進來了；你說差別在什麽地方，不是一下子外資都很多了？他日本當時要是跟中國合作，那是不是二次大戰就沒有打日本鬼子的事了？這就是，企業對待人是怎樣對待的。

所以就說爲什麽今天的工人階級到這一步來，這個講起來就比較複雜了，深了。我不能直接講，只能間接講一下。間接講什麽呢，我這人小時候特別調皮。調皮到什麽程度？三四歲的時候，我們在草山農場長大的。草山農場是夏天收麥子，把麥子麥稭堆得很多，我在家裏拿個笤帚，在麥稭旁邊也把麥稭掃在一起——點火。就在大麥稭旁邊！那很危險。我就特別喜歡看那火苗，特別好看。我爸爸一看，他從牛場那邊，跳過欄杆就過來，馬上把它踩滅了，抓著我的手把我帶到家裏面，打我屁股，打得我好幾天暈頭轉向不知道是怎麽回事。我怕他，但我還喜歡玩火。以後呢就是玩火在他不在的時候玩。後來最後一次玩火還是在65年，那時候農場和村裏有條河，因爲怕口蹄疫病，所以讓我們這些青年人去維護農場，不讓農村的馬車牛車到農場來，怕傳染口蹄疫病。在那沒事幹，車輛不是很多。我幹嘛去了？我又點火去了。這是十一月份，樹葉全都沒了，地上很多草葉子，雜草很多。一點起來，越來越大，越來越大，看著挺好玩。但是我忽然想起來前面就是村莊啊！就是我們住的地方，要是引到那邊去怎麽辦？害怕了，把衣服脫下來打呀打呀打呀，跟我朋友一塊打，最後把火給撲滅了。我從那以後再也不敢點火了。工人階級也是一樣，你給他講：你不關心國家大事，你總有一天會吃二倍苦，受二次罪；但是我們當時不聽啊！不聽，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聽他的。人必須要經過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才能得到真理的。光聽一面的正面教育，不夠。人確實——真是太悲觀了，人們爲什麽非要經曆第二遍呢，總要有反面教員。我們這裏很多，設計師（注：“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是非常好好的反面教員，所以呢我很感謝他。有了這三十年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工人階級的情況，咱們才會要了解敵人，想一想在將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怎麽防備這個房子被資本家占領了。也別光我建房子，自己想辦法，怎麽去防備被資本家占領，這是很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