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本文轉載自香港《前哨》2011年8月期刊

作者：嚴家祺


卡萊爾的“英雄史觀”

十九世紀英國散文家和歷史學家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寫了一本《英雄與英雄崇拜》的書，廣為人知。他認為，歷史是英雄創造的，“世界史就是偉人傳”。他崇拜英雄，“英雄崇拜在人類中現在存在，曾經存在，也永遠存在。”他把英雄視為具有超出常人精神特質的先知或神人，並把英雄分為六類，「帝王」如克倫威爾、拿破崙、「神明英雄」如奧丁，「先知英雄」如穆罕默德，「詩人英雄」如但丁、莎士比亞，「教士英雄」如馬丁?路德、諾克斯， 「文人英雄」如約翰生、盧梭、彭斯。他說：「偉人是自身有生命力的光源，我們能挨近他便是幸福和快樂。這光源燦爛奪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他不是一支被點燃的蠟燭，而是上天恩賜我們的天然陽光。……沐浴在這光輝中，所有靈魂都會感到暢快」。

很多人知道但丁、穆罕默德、莎士比亞、馬丁?路德、拿破崙，但不會想到卡萊爾把彭斯也當作為“英雄”。彭斯是十八世紀英國詩人，他 ​​的詩歌富有音樂性，可以歌唱。“彭斯是他那個時代最有天賦的英國人。”卡萊爾談到彭斯表現於談話中的才智時說，“高聲歡樂的洪流，輕柔感情的低泣，言簡意賅的強調，清晰透徹的洞察，他無一不備。”

看起來，卡萊爾的“歷史”，也包括“文學史”，說彭斯“創造了英國文學史”，肯定是成立的

“英雄史觀”由來已久，古希臘普魯塔克（Plutarch公元46—120）在《希臘羅馬名人合傳》中，展示了歷史人物個人性格、品質對歷史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司馬遷的《史記》，也帶有“英雄史觀”的色彩。中世紀歐洲的歷史觀，瀰漫著濃厚的神學色彩。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為了擯棄“神學史觀”，許多歷史著作中，表現了“英雄史觀”的傾向。

“唯物史觀”對人的束縛

馬克思是一位有創造力的大思想家。他為了與有悠久傳統的“英雄史觀”相對立，馬克思提出了“唯物史觀”。恩格斯說，馬克思一生有兩大“發現”，其一就是發現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唯物史觀”認為一切重要歷史事件的終極原因和動力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是推動一切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社會發展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的歷史，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

馬克思是一個企圖顛覆資本主義世界的人，二十世紀蘇聯東歐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化”表明，馬克思“個人”是怎樣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沒有馬克思，就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毛澤東；而沒有毛澤東，就沒有共產黨中國。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少數人“創造”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二十世紀“兩大陣營”的對立，發端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的《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時代，歐美資本主義確實存在著“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馬克思把這種“對立”神聖化，美化為改造社會的動力。當馬克思的後代信徒們大談“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時候，他們沒有想到，他們從事“創造歷史”—— “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活動，正是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希望“無產階級”或“人民群眾”去做的活動。當列寧批判考茨基、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毛澤東反對赫魯曉夫和劉少奇的時候，正是“馬克思”這一“種子”保持它的“基因不變性”的努力。全世界的共產黨人，許許多多人以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既純真又高尚，不過是“創造歷史的”馬克思的“盲目的追隨者”。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在蘇聯，在中國都不再爭奪“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性”的時候，“馬克思”這粒“種子”就開始被歷史拋棄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不僅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的失敗，而且證明了“一國”的“共產主義事業”不能長期存在下去。然而，二十世紀的歷史同樣證明，個人——“天才”、英雄或梟雄是歷史的創造者。馬克思的事業是一種“破壞、顛覆資本主義”的活動，這裡談“創造歷史”，是在“創造”一詞的“廣義”上說的，毀滅、改革、革命、戰爭都是對“歷史的廣義創造”。

比馬克思稍晚的俄國大作家托爾斯泰（Leo Tolstoy 1828—1910）在《戰爭與和平》中，也表述了與“英雄史觀”相反的觀點。他認為，一件事發生，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任一事件的改變，都可能改變歷史。而未來的每一時刻，都存在著無數種可能性。他在談到拿破崙入侵俄國的那場戰爭時說，“成千上萬適應或符合那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原因，湊合起來，聯繫起來，就發生了那件事，發生了那種運動，發生了那場戰爭。”在托爾斯泰看來，國王仍然是歷史的奴隸，他的命令並不一定必然地達到他的目的。拿破崙入侵俄羅斯就以失敗告終。

馬克思不同於托爾斯泰，他的“唯物史觀”是為了說明他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堅信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他沒有否定傑出人物在創造歷史中的作用，但他的中國後代信徒深受毛澤東闡述的“唯物史觀”的束縛，把“唯物史觀”簡單地理解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面對社會變革的需要，不思變革，他們真誠地相信，個人沒有能力去創造歷史。這種“簡化的唯物史觀”成了維護中國社會現狀的“理論”。在這種“簡化唯物史觀”的影響下，在強人鄧小平後，性格懦弱的人反而登上了高位，面對變革的需要，憂心重重，無所作為。他們不是當代改變世界的英雄，而成了“回首往事碌碌無為的庸人”。

歷史是人類的共同記憶


廣義的歷史，有地球史、生物史、科學史、藝術史、經濟史、家族史、電腦發展史，海盜史、個人史、一個甲蟲在樹林中的生活史等等。這裡講的“歷史”，是指有文字記載以來的人類史。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歷史、世界史都是人類的共同記憶。在這一狹義的歷史裡，金字塔、迦太基、巴比倫、亞述、希臘城邦、羅馬帝國、中國的春秋戰國、萬里長城、匈奴人西侵、基督教、加洛林帝國、拜占庭、阿拉伯帝國、十字軍東征、蒙古帝國、美洲的印加帝國、神聖羅馬帝國、英法百年戰爭、文藝復興、鄭和七下西洋、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新教改革、俄土戰爭、印度的莫臥兒王朝、俄國的擴張、荷蘭、英國的海洋霸權、殖民主義、美國獨立戰爭、奧斯曼帝國、法西斯主義的興起、世界大戰、中蘇分裂、蘇聯的解體、九一一事件??????都是人類的共同記憶。一些“名門望族”有詳細的“家族史”，是這一家族集體的共同記憶，不是人類的共同記憶。我在這裡討論“唯物史觀”、“英雄史觀”和“創造史觀”時，是針對“人類共同記憶”的歷史，不是針對“家族史”、“服飾史”、“書法史”而說的。

歷史事件是形形色色的。舉例說，有歷史大轉折事件，有新制度確立事件，有大工程建設事件。國家的統一和分裂、民族大遷移、戰爭和革命、哥倫布發現美洲、柏林牆的倒塌都是“歷史大轉折事件”。歷史上君主專制制度的確立、國家的民主化、聯合國的誕生、歐元的建立是“新制度確立事件” 。從古代金字塔的建造到今天火星登陸都是“大工程建設事件”。

創造史觀——思想種子論

除了 ​​大地震、流行病等引發的歷史事件外，一般歷史事件都是人參與的結果，有些事件是人“刻意”造成的，有些事件是“無意”中創造的。蘇聯解體過程中，雖然有葉利欽等人的“有意”作用，但總的說來，是一個“自然過程”。歷史是各種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力量的“合力”，如果是出乎人們意料之外，那就是“無意中”創造了歷史。在世界歷史上，無意中“創造歷史”的現像不可勝數。公元四世紀匈奴人的向歐洲的大遷移，導致了一百年後西羅馬帝國的滅亡。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現美洲。一四九七年，達?伽馬從里斯本出發，經過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抵達非洲東岸的莫桑比克，一四九八年五月，到達印度，開闢了歐洲通往印度的新航路。這些新航路的發現，導致了地中海---埃及---印度貿易路線為全程水路取代，歐洲與美洲之間的交易不斷發達。這些變化，產生了長期的、不可逆轉的變化，這就是有二千年曆史的地中海文明的衰落和大西洋文明的興起。

在這之前，中國明朝太監鄭和曾率領比哥倫布大得多的船隊到達東南亞、阿拉伯和非洲東部，除了顯示明王朝的強大和“盛世”外，沒有造成世界歷史的新變化。在西歐國家大規模發展海洋貿易時，中國的明王朝在鄭和七下西洋後卻實行“海禁”，閉關自守成了中國的國策。

匈奴人西侵引發的民族大遷徙、達?伽馬和哥倫布的遠航“創造了歷史”，但他們都是在“無意”中“創造”的。個人的有意努力，就能創造歷史，使原來不會發生的事發生。歷史上的重大改革往往是一個人發起的。如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俄國彼得大帝的改革。

創造歷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廣闊的眼界、洞察力、決心、毅力、謀略、號召力等等，它是許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綜合。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一書中，用“心因”（Memes）一詞，來代表這些因素。“心因”是生物學上的“基因”的文化類比。“基因”通過遺傳而在生物界中傳播，“心因”從一個人的頭腦跳到另一個人的頭腦中，在人類社會中傳播。“基因”在病毒、細菌、植物、動物和人類個體中都存在，而“心因”是人腦特有的。植物、動物沒有“心因”。特定“種子”是特定“心因”的特定組合。新技術的發明者的頭腦中的思想，就是新技術的“種子”，“歷史創造者”有關變革現狀的想法，就是“創造歷史”的“種子”。

基因的特定組合，與特定物種相應；同樣，心因的特定組合，與特定的樂曲、設計、技術、與特定“人造物”或特定“歷史事件”相應。

人類個體與動物個體一樣，生命歷程中都有苦難，但只有人類能減少、克服、防止苦難。人類大腦中“心因”和“思想”的出現，就是為了減少、克服、防止苦難，為了人能夠去追求幸福。

我在前面提到，廣義的“創造”，包括毀滅、改革、革命、戰爭。創造歷史的人物，有些是製造毀滅的魔鬼，有些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政治家。政治家之所以能創造歷史，除了當時社會環境需要外，最重要的是政治家早就有了“變革”或“創造”的思想。公元前六世紀末，當雅典的平民領袖克里斯梯尼有了政治改革想法時，克里斯梯尼就成了古代希臘“創造歷史”的種子。

一八六六年普奧戰爭後，當普魯士首相俾斯麥為了德國的統一而計劃對法國挑起戰爭時，俾斯麥就是當時創造歷史的一粒“種子”。十七世紀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奧斯曼帝國，與公元六世紀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東羅馬帝國有許多“國土”重合，但這兩個“帝國”的文化非常不同，就在於創造這兩個“帝國”的“種子”非常不同，前者是穆罕默德，後者是耶穌基督。

創造史觀承認歷史是“有創造力的人”創造的。“有創造力的人”就像“種子”一般，在適宜的土壤裡就會發芽成長。沒有“種子”，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創造歷史”。沒有適宜的土壤，“種子”也不會“發芽”。張居正是十六世紀中國的改革家，但他頭腦裡有的是整頓吏治、強化皇權的思想，他改革賦稅制度，實行“一條鞭法”，雖然改善了當時中國的財政狀況，但他不是一個“創造歷史”的“種子”，他的改革，沒有持久，很快遭到失敗。就是他的改革持久下去，他也不能造成歷史大轉折。辛亥革命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袁世凱不是創造歷史的“種子”，他頭腦中只有專制統治的一套，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新體制，面對不成熟的新體制下的政局動盪，復辟帝製成了袁世凱最容易作出的選擇。

好種子?壞種子?奇異子

“創造史觀”認為，“有創造性的個人”就是“種子”。就像電燈是愛迪生髮明而不是“生産電燈的工人”發明的一樣，歷史的創造者也不是“人民群眾”，而是“有特定創造性的個人”。

歷史的進步與技術的進步有一點是類似的，就是新的創造是立足在已有成果的基礎上的。電腦的發明不會在電視前，飛機的創造不會在汽車前。同樣，馬丁?路德這粒“種子”不會出現在耶穌前，毛澤東這粒“種子”不會出現在馬克思前。

在這篇文章中，我把“種子”與頭腦中有這一“種子”的人，視為同一事物。在有些情況 ​​下，兩者並不同一。“創造歷史”的“種子”大體上可以分為幾類——“好種子”、“壞種子”、“奇異子”、“創造新文明的種子”等等。“創造史觀”重視民眾的作用，這就是“種子”的生長需要社會條件。“創造史觀”承認存在“好種子”，承認傑出的政治家就是“好種子”，華盛頓就是典型。“創造史觀”不認為創造歷史的人都是“偉人”，而且認為，政治上的大人物往往都是“壞種子”。

他們以“民族”、“國家”、“人民”、“革命”的名義在創造歷史的同時，攫取權力，製造新的“人間災難”，希特勒就是典型。總的說，人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壞種子”遠遠多過“好種子”。在地球上有國家的時期，為了避免、減少“壞種子”產生“壞”的作用，唯一的辦法就是“厲行法治，限制掌權者的權力”，實行“分權制衡”。

哥倫布和鄭和都是十五世紀的航海家，但兩人是完全不同的“種子”——“奇異種子”（簡稱“奇異子”）。哥倫布創造了歷史，鄭和卻不能，鄭和是一粒“發不了芽”的“奇異子”。馬丁?路德是中世紀教廷極端腐敗的產物，是一粒“好種子”。馬丁?路德時的教皇是“利奧十世”，他是一粒“既好又壞的種子”，他認為“宗教”和“取樂”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他慷慨資助藝術家和詩人，使羅馬成為當時歐洲文化中心。教皇國產生不了馬丁?路德這樣的“種子”，馬丁?路德卻在遠離羅馬的德國出芽。共產主義的種子出現在西歐，在西歐、美國卻難生長，當普列漢諾夫和列寧把這一“種子”帶到俄國後，就迅速成長，並蔓延到中國。毛澤東是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種子”，這粒“種子”在中國土壤中出芽、生長，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結合在一起了，創造了中國二十世紀的歷史。

人類最近五千年曆史，“創造新文明的種子”最重要的是五個半人，這就是摩西、釋迦牟尼、孔子、基督和穆罕默德。“半個人”是馬丁?路德。“文明”是比國家、民族還要大的“單位”，與宗教或人生目標相連。“儒家”不是宗教，而是人生價值體系。沒有孔子，就沒有“儒家文明”。沒有“基督”，就沒有“基督教文明”。沒有釋迦牟尼，就沒有佛教文明。沒有穆罕默德，就沒有“伊斯蘭文明”。人生中總有苦難，不同宗教對人生苦難作不同分類，並為人設定不同的人生目標。為人設定人生目標的“種子”，他們就不只是創造歷史了，而是創造長期持續的不同文明。許多“英雄”的“業績”，在他們死後就灰飛煙滅。用“英雄”來稱呼五個半人，未免貶低了他們在人類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因果關係”和“挑應關係”

在人類歷史中，有兩種明顯不同的作用。一是“原因結果關係”（“因果關係”），二是“挑戰應戰關係”（“挑應關係”）。

因果關係在人類史上大量存在，無需作出說明。“挑應關係”是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提出來的。對同一“挑戰”，不同人會作出不同“應戰”，與“同一原因產生同一結果”的“因果關係”完全不一樣，“挑應關係”是無法預測的。湯因比說，“那種朝一個預定目標必然前進的觀念並不適用於人類世界”。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普通人對“挑戰”只會作出普通“反應”，而“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會作出創造性“反應”。“一個文明的未來命運操在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手中”，並非什麼“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一書，以“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儒家文明”等數十個“文明”作為研究歷史的“單元”，用大量的“鬆散類比”作出一般性的結論，並不是一本嚴謹的科學著作，但湯因比看到“挑應關係”與“因果關係”的不同，正確地指出了“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面對歷史發展關鍵時刻“挑戰”時的作用。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具有創造力的少數個人”，由於其性格、氣質、視野、思想、應戰力的不同，就會作出不同程度“創造性的反應”。公元前四世紀，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的兒子亞歷山大生性剛毅，早就懷有建立“大帝國”的思想，亞歷山大繼位後的“東侵”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空前龐大的帝國。如果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生的兒子是性格懦弱的人，並讓這一兒子繼位，那麼，馬其頓即使東侵，也不會產生一個地跨歐亞非的大帝國。俄羅斯的彼得大帝是一個“具有創造力的人”，他小時候，荷蘭人教他數學、炮射、建築堡壘的學問，

在他二十五、六歲時，遊歷西歐一年半，學習航海、造船和西方文化，決心把長期受拜占庭和蒙古這些東方文化影響的俄國，轉變到學習“西方文化”方向上去。正是彼得大帝個人對“西方”的了解和改變俄國落後面貌的決心，俄國才開始走上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毛澤東對西方文化沒有直接感受，他只熟悉中國帝王的統治權術。為剷除政敵而採取“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不能不說與毛澤東個人的氣質和性格密切相關。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的“改革開放”，也走專制政治下軍事經濟“西化”的道路，這與鄧小平年輕時到法國學習和他對西方的了解大有關係。

直接創造與間接創造


創造歷史並不是隨心所欲。托馬斯?莫爾（Sir Thomas More 1478－1535）曾擔任英國大法官，權力僅低於國王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使英國教會脫離羅馬教廷，托馬斯?莫爾因反對亨利八世兼任教會首腦而被處死，在這一事上，可以說，亨利八世和托馬斯?莫爾一起創造了十六世紀英國歷史。

莫爾寫了《烏托邦》一書，並沒有把《烏托邦》變成現實，莫爾不是《烏托邦》理想的“歷史創造者”。馬克思是“歷史創造者”，但只是二十世紀蘇聯中國歷史的“間接創造者”，“直接創造者”是列寧、毛澤東。要直接創造歷史，必須取得權力或影響力。秦始皇、凱撒、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崙通過戰爭“創 ​​造”大帝國，是他們在掌握權力後按他們個人意志進行討伐征戰的結果。馬丁?路德“創造歷史”，是依靠他在特定時代、特定社會條件下的影響力。

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現實中存在著各種政治力量，歷史的“直接創造者”必須有能力把最大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按自己的想法去行動。歷史上有許多時期，民眾中長期存在一種強烈的社會要求，所謂“逆歷史潮流而動”，就是對抗這種社會要求。“創造歷史”必須順應歷史潮流。歷史上也有許多時期，民眾中的社會要求十分分散，歷史的“直接創造者”要有凝聚各種力量的能力。

自由出創造

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是人有高度發達的理性和想像力。動物也有理性，但完全沒有想像力。“具有創造力的人”與“普通人”的區別是，“具有創造力的人”有豐富的想像力。“幻想家”有想像力，沒有行動的能力，所以不是“具有創造力的人”。

沒有想像力，就沒有發現和發明，沒有科學和技術，也不會有宗教和藝術。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不僅充滿生活的真實性，而且有豐富的想像力。中世紀歐洲歷史的相對停滯，是中世紀歐洲思想停滯的結果，不能產生“創造歷史”的種子。中國封建社會的“王朝循環”，與孔老夫子的“仁政”思想有關。孔老夫子“仁政”思想，一方面讓統治者知道，“暴政”將引發王朝的滅亡，另一方面，“仁政”與“暴政”一樣扼殺了“政治自由”。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沒有“政治自由”，但有藝術創作的充分自由，因而在繪畫、雕塑、建築和文學領域，造就了群星燦爛的時代。而因為沒有政治自由，當文藝復興的高潮過去後，意大利又陷入了分裂衰敗的境地。政治不同與文藝，政治是直接把許許多多普通人“捲入”的行動。當一個政治家在創造歷史時，他必須有充分的想像力去設想各種可能性，從中選擇出一種能夠為最大多數人接受、樂意推動的步驟和方案。他還必須有個人魅力，讓人們信任他、願意追隨他。一個長期扼殺自由的國家，人在各個方面的想像力就會受到抑制，傳統政治的積弊就無法得到克服，政治發展就會停滯。

埃及、中國、伊朗和許多阿拉伯國家，它們背著有千年以上沉重的專制政治包袱，它們抑制人的政治想像力，這些國家雖然有“共和國”的名義，但都打上了傳統王朝的印記，歷史就只能在一個又一個形態不同的“王朝更迭”中循環不已。事實上，創造歷史——與發明新武器、新技術一樣，都是從少數人開始的，要經過試驗到大規模工業生產。在這些土地上，要把“非政治領域”中的自由擴展到“政治領域”，自由出創造，只有自由，才能在各個領域，湧現出各種“具創造力的人”。讓我們在這些土地上普及“創造史觀”，相信人的能力和創造力，創造出新技術、新制度、新體制，創造出這些國家和地區輝煌的新的歷史和未來。（2011-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