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網址：http://pots.tw/node/2603
Posted in 復刊478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09-21 05:40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雖然僅僅加入納粹德國軍隊短短6個月，年輕時的尤根．莫爾特曼(Jurgen Moltmann, 1926－ )在比利時一處戰俘營中，親眼目睹了一些德國戰犯因為絕望而漸漸枯萎死去，另一些戰犯則因為心存希望－儘管只是一線曙光，只是一縷微弱的期盼和等待，這些「希望戰俘」終於熬過黑暗與苦難，重獲光明與自由。淪為戰俘，不是個人的失誤或挫折，而是普世的災難和受苦，莫爾特曼一生決定性的體驗是：儘管是一線微小和纖弱的希望，儘管這希望來自對巨大痛苦的承受而顯得渺不可及，但它卻懸繫著一個充滿光明的未來。

對「末日∕絕望」的批判

被俘期間，一位美軍送了一本聖經，莫爾特曼在鐵網密佈的牢房中細心閱讀，他發覺基督就像牢中的每一位戰俘一樣，是悲劇的承受著。基督不是榮耀的化身，而是苦難的踐行者。從此，莫爾特曼轉向宗教，轉向一種能夠對人類的苦難作出解釋與回答的宗教，後來成為繼卡爾．巴特(Karl Barth, 1886-196之後最負盛名的左派神學家。
在傳統基督教義中，「末日」是指歷史終了人類藉由基督「再顯」而重返天國的行動，作為一種福音與靈驗，末日出現在世界走到自身的盡頭、實現於基督再次復活降臨人世之際。莫爾特曼神學的出發點，就是從這個「天啟末世論」開始，但一開始，也就是當代基督神學處於空前危機乃至瀕臨死亡之際，莫爾特曼就體會到，如果末日意味著世界的終了與毀滅，而不是世界的再生與開始，如果末日只是「上天之國」對「地上之城」的最終取代，那麼所謂的「希望」就從來不是、也永遠不會是真正的希望，而是對此時現世的絕望：正是對這個充滿罪惡的世界的徹底失望，人們才會懷抱對末日來臨的希望，換言之，人們對末日的希望越大，其對現世的絕望就越大！於是，在莫爾特曼看來，一種建立在「此岸絕望∕彼岸希望」的神學不會是真正的神學，這種神學只是把神聖的希望建立在世俗的絕望之中，因為如果沒有此生的希望，人們依據什麼引領自己寄托於一個希望的末日？

莫爾特曼批判了至今為止的末日論(或稱「終末論」)，並認為至今為止神學界對末日論的爭論並沒有真正解決基督教自身的危機。在莫爾特曼看來，即使如大神學家卡爾．巴特那樣把末日論重新界定為基督教的基礎，但神學界依然將「末日」定位在超驗性的永恆之上，亦即超然歷史之輪、超出時間之流、超越世界之域、超脫現實之外。這種在歷史中寂靜無聲、在時間中遙遙無期、在世界中清高自理、在現實上無動於衷的末日論，既使人得不到啟示，也等不到拯救。莫爾特曼說道：「從超驗的角度來理解終末論(末日論)，正好攔阻了教義裏終末層面的突破」(註1)。顯然，重新被發現被置於基督教之核心地位的「末日論」，陷入了極大的兩難之中。如果末日不是終極永恆的來臨與再現，那麼基督救世的思想體系就會轟然倒塌；但如果末日只是涉及歷史終了和人類終局的一樁事件，如果一切都將「終審」於末日的上帝之約，那又何需計較今日世界的善惡之分、正邪之別？人們又何必在短暫的有生之年(肯定看不到末日來臨)懷抱堅定不移的信仰？

將上帝放回人類歷史

在莫爾特曼看來，傳統神學之所以陷入這樣的危機，是因為人們把希臘形上哲學的絕對性「嫁接」到聖經裏的基督，並賦予一個質樸平凡的基督一種全知全能、至高無上的屬性。「自從基督教義受到希臘思想的形塑以來，人們全然將希臘形上學的普遍上帝概念套用到基督的奧秘上：所有人根據他們的現實經驗所找尋的那位上帝顯現在拿撤勒人耶穌身上；永恆的、最高的善與真的理念在他身上找到了最完美的導師，永恆的存在、萬有起源在他裏面成了肉身，並出現在短暫、必死和多樣性的世界中」(註2)。

然而，一個被賦予「全知全能」的上帝，非但沒有使人類更接近上帝，反而使上帝更遠離人世。實際上，基督教義自古以來即受到「普遍罪惡論」的挑戰，因為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祂又何以放任世間惡人橫行、災難連綿？反過來說，既然世間無法根除惡行的存在，那就證明了上帝根本不存在。大神學家奧古斯丁(St. Augustine)很早就為此作出辯護，他提出一系列關於「原罪－救贖」的理論，認為惡的存在不是上帝的責任，而是人類運用自由意志犯罪的結果；人有自由意志選擇惡行，所以人要為自己的罪行負責。但是如此一來，上帝就被排除在「罪惡世間」之外，不再為人類負責，世界從此成為「上帝拋棄」(God forsakenness)的荒漠與惡土。

作為反抗與解放的神學

但是在莫爾特曼看來，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而且不必為世間罪惡負責，為什麼又要應許祂的兒子承受十字架的痛苦並解救人類的迷失？如果上帝從不負責，基督又何須在末日之際再次復活與重現？莫爾特曼認為，我們再也不能把上帝視為無感於苦難、無動於罪惡、不變也不動的神體，而是必須把「基督的父親」和希臘形上學的「道」(Logos)區分開來，依據人類歷史的實存性把人類與耶穌一起帶進世界之中，賦予基督本身具體的歷史經驗性，莫爾特曼說道：
因著耶穌的話語和作為，帶來了人類的自我理解和世界理解的關鍵性轉變，因為人在歷史中的自我理解是經由他而成為真理，因為他是人類實存的歷史性理解。在此，一種關涉人的實存的、即人的實存的疑問性為前提的普遍性概念，取代了同樣透過耶穌而得到真正的表達、並且因此而被證成的普遍性的上帝問題和上帝理念(註3)。

將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轉變為「應許希望的上帝」，將一個陌生且置身事外的上帝轉變為與你我一起在世共存的上帝，將上帝的位置重新擺正，也就是放回人類的實存歷史中，乃至通過祂，對存在的罪惡與過失進行反思、批判與改良，這不僅解決了神學論上深層的悖論與危機，也是莫爾特曼對基督神學最大的貢獻。在此意義上，必須重新把末日界定為「開始」而不是「終了」，也就是必須將末日視為上帝「由遠處向此地的來臨」，而不是「從此地向遠處的消失」。

將上帝定位在「應許」而不是祂自身的絕對性，不僅糾正了自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 1646-1716)提出《神正論》以來的自然神學，也導出了莫爾特曼「希望(盼望)神學」的理論體系。於是，神學的基礎不再是靈修、避世或束手空等，而是政治與社會實踐；關於上帝的正義性問題，也不再是玄想的、思辯的、涉及宇宙本體和形上理念的問題，而是政治行動與社會革命的問題，也就是關於如何從政治壓迫、社會異化與經濟掠奪等等罪惡中獲得解放的問題。希望一語，在這裏意味著朝向上帝所應許之「無限可能之未來」的開放與實踐，這意味著不要問上帝是什麼？而是要問我們向上帝作出了什麼承諾？並且以上帝之名向所有「狂妄放肆」的世間之惡，進行不懈的反抗與挑戰。正如莫爾特曼說道：
能夠對抗狂望放肆的不是那種認為一切照舊的絕望意志，能夠對抗狂妄放肆的只有那種在思想和行動中表達出堅持到底、撥亂反正的叛望(註4)。

註1：Jurgen Moltmann，Theology of Hope, 曾念粵譯，《盼望神學：基督教終末論的基礎與意涵》，香港：道風書社，2007，頁36
註2：《盼望神學》，頁142
註3：《盼望神學》，頁142-143
註4：《盼望神學》，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