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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干涉,烏托邦?──亞蘭.杜漢的「行動社會」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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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網址:http://pots.tw/node/420
Posted in 復刊442期 | 宋國誠專欄 | activist | 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 行動理論 由 王婉嘉 在 週四, 2006-12-28 20:59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當你在高雄美濃吃著北海道的生魚片,在法蘭克福喝著玻利維亞的咖啡,當你在溫哥華品嘗西貢米粉,你會有一種「吃遍天下」的快感嗎?當你運用視訊和萬膜坏~的親人聊天,當你從手機下載布蘭尼的搖滾演唱會,你覺得幸福嗎?許多人會認為一旦世界成了四海一家、地球有如天涯比鄰時,人類所有的誤會和衝突就會煙消雲散。其實一點也不然,當地球變得越小、越沒有距離,人們的相處和溝通就越困難,齊澤克(Salavoj Žižek)的「交互被動性」(interpassivity)概念和喬蒂.迪恩(Jodi Dean)的「豐饒幻象」(the fantasy of abundance)概念說明了這個事實。當世界變得越快速、越便捷,人們的生活就變得越疏離、越痛苦。「儘管我們大家相處在一起,但我們幾乎沒有共同之處」(註1)。在此情況下,我們還可以共同活在這個地球上嗎?

斷裂:全球化空想與逆現代化

全球化聽起來一直像似普世幸福的到來,實際上,全球化的結果始終是少數人獲利的。上述的快樂和幸福,僅僅是精英獨享的,它永遠劃歸於國際市場優勝的一方,而其餘的人多半只是聽說或傳聞,最多也只是被宣傳和被鼓燥的「意識形態客戶」。隨著全球化的汽球越吹越大,人們距離全球化允諾的幸福樂園不是更近,而是更遠,甚至根本無法進入這高不可攀的門檻!這些被擋在門外的人,是一群被歷史「非演進化」、被社會「無階層化」、被地球「除名化」的人。於是他們就用文化、民粹、認同和教義來武裝自己,把自己鎖進「一個拒絕接受任何社會規範的宗派世界裏」(註2),並且把「異己者」視為不共戴天的仇敵。

一道門,把世界分為兩個部門,一條繩,對立的雙方在兩邊拉扯,杜漢把這種現象稱為「逆現代化」(demodernisation),它衍生兩種負面後果:「世界的斷裂化」和「再社群化」(recommunautarisation)。前者是指貧富的永久性分裂,它意味貧困者想要翻身有如登天之難。「再社群化」則是指原已高度孤立的弱勢群體更加基進化與原旨化,它意味一方面少數邊緣團體越來越自我封閉,甚至走向一種復古式的精神退化。「再社群化」的極端形式就是恐怖主義,它要求重返宗教式的純粹原質和道德律令,並拒絕與社群外的人進行對話與合作。杜漢說道:
……主要的事實是兩個世界的分離,即技術市場世界與文化世界的分離,工具主義的理性世界與集體記憶世界的分離,符號世界與感覺世界的分離。20世紀末,我們的經驗核心是空間與精神的分離,用一句老話說,就是經濟與文化的分離,交換與認同的分離(註3)。

干預、介入:主體的「兩面運動」

面對這種水火不容、兩方極力拉扯的二元斷裂,一個嚴肅且令人悲觀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個「斷裂世界」中共同生存?這個問題的回答首先涉及我們對「斷裂」的認知。依據杜漢的觀點,如果今日的斷裂是因為歷史上人們以「啟蒙之名」─理性化、工業化、市場化、全球化─對社會進行「後果錯誤」的改造而產生的,那麼要融合這種斷裂,就必須是一場對斷裂兩方的雙重鬥爭:既是對工具的、市場的經濟霸權的反抗,也是對文化的、教義的認同專斷的拒絕。

正如錯誤的結果不能再從原因那裏尋求改善的方法,這種「雙重脫離」已經不能再依循過去那些造成今日世界斷裂的思想─客觀的經濟理性和主觀的宗教情感─來尋求新的彌合,因為斷裂雙方極力拉扯,已經因為沒有一方是贏家而使雙方趨於衰敗與解體,一如恐怖平衡下的任何一方永遠無法靠自己站穩腳步。杜漢認為,融合的接點正是處於雙方拉扯的「聚力點」之上,而這個聚力點就是「個人」,一種在這斷裂世界中承受雙重義務─(物質)市場和(精神)民粹─夾擊下痛苦的個人。杜漢斷定,今日已經沒有人願意一方面承受「市場經濟人」(物欲個體)的控制,一方面又承受「基本教義派」(無我個體)的擺佈;反過來說,為了某種自欺式的和平或避難式的認同而遷就任何一方,將使個人變成「分裂者」,成為一種「內我」(Moi)的死者,成為行屍走肉。杜漢的結論是,正是因為斷裂的「痛處」最終集中在個人,解救之道就只有「重建主體」,也就是所有人必須介入和干預社會,在其中進行一種「兩面運動」(double mouvement),在運動中「生產主體自身」,使個體上升為創造自己歷史的「能動主體」,而這種具有生產自身歷史的主體,將不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行動者」(actor),一種真正具有革命潛力的「主體聯盟」。杜漢思想的奧妙之處就在於,這種「兩面運動」既是介入的也是脫離的,因為脫離斷裂性的雙重擠壓「不可能通過一種高貴的原則來進行,……也不能以某種法則的名義來進行」(註4);要脫離就必須介入並強力干預;但介入本身不是目是而是手段,介入是為了擺脫外部對主體的控制,也就是說,介入是為了脫離,一種為了挽回主體陷落的雙重脫離運動:
以主體的名義進行的集體行動,其特徵就是這種兩面運動(double mouvement):既介入又脫離,既與來自外部的威脅作鬥爭,又號召作為行動者的個人的團結(註5)。
全世界的「衝突」聯合起來!

誠然,在專制與民主都已解體,社會革命與政治思想也已瓦解,即使是今日的政黨,也「變成了拉選票的機關,它們再也不代表什麼運動了,也不充當某種社會計劃的辯護者了」(註6),在此情況下,還要侃侃談論社會運動、民主、主體等等,是不是很「烏托邦」?但是作為自覺的主體,為了自由,而且就是為了自由,還是需要戰鬥。但是這場戰鬥不是投機自保式的在斷裂之間「二選其一」。「我們拒絕在工業化國家領導的全球化和一個社群權利的名義進行的專制獨裁之間進行選擇,因為這兩種勢力今天在地球上到處都在發生衝突,對主體的自由構成嚴重的威脅」(註7)。情況正好相反,為了擺脫經濟自由主義的「消費霸權」,同時也為了擺脫文化民族主義的「認同強制」,必須在兩條戰線上持續不懈的戰鬥!

面對「經濟自由主義」的巨大勢力,不必害怕,因為全球化只是個幻想,「從來就沒有存在過靠獨一無二的市場來治理的社會」(註8);面對基本教義派也不必驚慌,因為「試圖奪取政權的集體行動,在今天已經很稀少了」(註9)。杜漢寄望於每個人把世界各地正在發生的衝突結合起來,從中學習社會行動者干預公眾生活的能力,它需要包括青年、婦女、外來移民、少數者、生態保護者在內的「全球性聯盟」,合力建構一種以「人權─生態」為架構的「新公民─倫理社會」。
「新公民─倫理社會」的建構,究竟是一個「左派烏托邦」?還是行動者歸來的契機?還很難判斷。但可以確認的是,活在這個越來越難以共同相處的斷裂世界,不行動,就只好坐以待斃!(完)

註1:Alain Touraine, 狄玉明、李平嘔譯,《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北京:商務,2003,頁5
註2:《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5
註3:《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34
註4:《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79
註5:《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131
註6:《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399
註7:《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3
註8:《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3
註9:《我們能否共同生存?》,頁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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