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介入,干涉,烏托邦?──亞蘭.杜漢的「行動社會」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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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7-11-15 12:58 AM 發佈 (189 查看)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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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41期 | 宋國誠專欄 | activist | 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 行動理論 由 王婉嘉 在 週四, 2006-12-21 20:13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閱讀左派 序言
左派衰落、式微了嗎?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永享天年去了?還是不再四處遊蕩?在今日資本主義大獲全勝的時代,左派究竟是棄械投降?還是迂迴轉進?面對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如何評估和和緩解全球貧困化和全球不均衡的趨勢,弱者、貧民、庶民階層,如何重新發聲?如何找回公平?
《閱讀左派》專欄力求思想的專研和觀念的對話,主題在討論現代歷史中左派思想與運動形成與發展的軌跡,在兼及歷史回顧和未來前瞻的取向上,探討「左派史」的來龍與去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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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心、焦慮,但又深具學術人慣有的冷靜和條理,對這個世界不再有走向美好之可能性的忐忑不安,是法國左派社會學家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 1925─ )一生學術的核心關懷。杜漢曾任法國國家高級社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曾就社會運動與社會理論、工廠與勞動社會學、現代性與後工業社會理論、民主計劃、自由主義批判、拉丁美洲問題發表多部專書。在著書立說中,行動、甘預、介入、轉型等等是他經常使用的詞彙,因而被視為「干預社會學」的奠基者。杜漢屬於「68─五月風暴」的一代,那是一個崇尚「理論必須上街」的年頭,如今回頭看,那種立志向權威砍頭、與軍隊硬幹的風潮,好像已是鏡花水月、千帆過盡。
行動者,如何歸來?
杜漢的理論並不艱澀,他對「帕深思學派」(school of Parsons)的妒惡也算明瞭痛快,難懂的是他那種始終心繫工人、學生、婦女、反核、生態的「左派真感情」。法國「68學運」,走向式微的勞動運動,中國天安門事件阻擋坦克車前進的那位「肉身螳螂」,一直讓他念念不忘。為什麼「68精神」沒有得到延續?為何那個天安門勇士從此不見蹤影?行動者到哪去了?為什麼社會反抗已經停歇?為什麼社會鬥士一一歸隱?為什麼這越來越不完美的世界,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容忍,甚至喜愛?
1984年的《行動者的歸來》一書,究竟是一種對社會運動消失不振的哀歎,還是對一種被稱為「新公民社會性運動」的期許和擘劃,讀者很難明確劃分和判斷;但左派長期以來攻擊的對象:體制(institution)和「馴化」(socialization),在今日顯然不是弱化,而是增強。杜漢深深感受到,解放的承諾已經失去魅力,社會學不再反應社會本身的表現和需求,特別是自1980年代以來(那是「新保守主義」開始抬頭崛起的年代),「把行動者定位為公民,以鼓吹唯有透過更有力的集體行動和奪取國家權力才能獲得個人解放的政治的(特別是民族的)意識形態已經瓦解,並受到忽視和排斥」(註1)。顯然,當資本家已把勞工養得肥肥胖胖,當國家機器製作了各種眩目花俏的「參與」管道──一種專門處理、回收、再生各種政治不滿的下水道和污水處理廠時,意識形態已變成消費性美感,革命烈士已變成「執爽主體」(Subject of Jouissance)。杜漢認為,之所以演變至此,是因為「現代性」取代了「歷史性」(historicity),它導致了人們不再寄望於通過抗爭、衝突、抵制等等運動手段,去進行社會實踐與改造的行動。於是,主體下降為個體,社會簡化為市場,工會變為勞工俱樂部,國家變成權力仲介商,媒體淪為綜藝八卦團。杜漢慨嘆:「在那些受到管理、生產和散佈各式物質及象徵性商品(symbolic goods)、言說和資訊的權力機器所支配的『現代』社會裏,對歷史性(質)的訴求不會是信守(commitment)和投注(investment),而是脫離(disengament)和抽身(distanciation)」(註2)。
行動者(actors)如何歸來?原路折返還是繞道而行?是改頭換面還是原音重現?然而,對杜蘭而言,問題不在於行動者走哪一路歸來,也不是以什麼姿態重返,而是如何重建一個新的社會世界,使行動者願意自行返家。
在19世紀,人們願意參與社會、干預國家,是因為人們可以通過「對抗國家」獲得自由與福利,在今日,由於市場─交易、管理、程控─取代了國家機能,國際資本推倒了民族疆界,進而阻斷了人們經由干預國家、動員思想來實現社會介入的路徑;另一方面,國家脫離了社會成為「無社會國家」,社會則背棄了公民成為「無公民社會」,社會學放棄了社會成為「無社會社會學」。在一篇題為「20世紀的社會轉型」的演說中,杜蘭指出,相對於19世紀,20世紀不是解體、碎裂、多樣化,而是頭腳倒立的翻轉、左右兩臂的截肢。人們正在親眼目睹全球規模的「無產階級化」,世界正在一分為二,地球上分別住著「兩種世界」的人群,其中一方被捲入世界性的交換體系,另一方則被永遠排除在交換系統之外;即使在個人身上,也一半交給工具理性的操作,另一半則禁錮在個人內心深處(註3)。世界處於「斷裂」之中,時代的進程像一場「金錢馬拉松」,越接近終點,就有越多的人被甩出競賽行列,永遠被逐出了社會。而要改變這一情況,似乎只有一條路:如果是這些因素使得行動者離開了社會,那就必須改變這些因素使行動者重返社會。
掃除社會學的「八大行業」
因素的改變涉及對「社會」(社會性因素)的重新認識,當然也歸結到對社會學的清理與重整(重振)。杜漢將行動者的消失,歸結為社會學本身的怠惰和失誤,那就是當代社會學沒有反映社會本身的變化,沒有提供社會藉以生展自身的創造力。為了矯正這種失誤,杜漢首先對社會學領地作了大掃除,並以「行動社會學」作為社會重新躍動的新方向。
在杜漢看來,社會學的失誤有八個方面,一是以情感、道德的訴求作為社會分析的出發點,這使得被迫害的弱勢者只能以「理想」來抗拒不公;二是一種被「社會實在論」奉為歸臬的、把複雜的社會關係簡化為一種由組織慣性、角色扮演、法規限定、倫理原則所串聯而成的「互動」理論,因為這種平淡如水的「互動」概念,全然忽略了社會關係中的權力因素。「實在論(realism)只是個幻象。規則不會在行動之前就出現」(註4);三是一種意義優先、法則(秩序)決定論。杜漢不客氣地把這種將社會現實當成「先驗情境」的觀點──即認為一切社會關係總是受到一定的情境制約以進行互動性交往─貶低為「社會玄學」;四是所謂「範疇」(或名詞)社會學,成堆的定義、理念、術語,如「原始社會」、「經濟人」、「現代性」等等,這種A→B的簡單邏輯推演,忽略了一切的範疇都是人為製定的,因而也就可以或創造性的改變;五是過度強調文化價值和社會規範,因為這些抽象名辭往往正是統治者權力支配的美學修辭;六是所謂「御用社會學」,是默認社會就是統治階級的「鬥牛場」,把社會分析直接服務於社會支配的再生產機制;七是「階級單一論」。杜漢認為階級是歷史變化的生成物,不能由單一屬性決定。並不是階級概念不再適用,而是當今的統治權力早已隱藏在「階級掩飾」的陰影中;八是社會進化論,這種觀點始終盲信社會將永遠發展、進步,卻從未能解釋社會何以停滯和衰退。(待續)
註1:亞蘭.杜漢(Alain Touraine),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行動者的歸來》,台北:麥田,2002,頁,92
註2:《行動者的歸來》,頁96
註3:Alain Touraine, 「20世紀的社會轉型」,載《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中國社科院、聯合國科教文組織),1999年第2期
註4:《行動者的歸來》,頁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