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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喚人文主義的經濟學─弗朗索瓦.佩魯的「新發展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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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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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84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1-02 15:27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從1934年熊彼特(J. Schumpeter)的《經濟發展理論》到1955年劉易斯(W. A. Lewis)的《經濟增長理論,1955》,再到羅斯托(W. W. Rostow)的《經濟成長的階段,1960》,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理論。然而,無論是「增長」或「發展」,在主流經濟學中都只是指「物的增長」而不是「人的發展」;作為反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大將,法國經濟學家弗朗索瓦.佩魯(Francois Perroux, 1903-1987)扭轉了這種「沒有人味」的經濟學,批判了新古典陣營中無情無意、沒心沒肺的貴族經濟學家;佩魯全部著作旨在表達一貫的人本主義信念:所有的經濟學只能是以人為目的,並且始終以實現人的價值為終極目標。

「增長」不等於「發展」

儘管不是出自嚴肅的規劃,而是回應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對第三世界國家一項綜合發展研究成果的補充說明,佩魯的《新發展觀》(A New Co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一書出版以來,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社會綜合發展戰略的指導原則。佩魯首先指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長期以來對社會底層人民的漠視和對新興國家現實經驗的扭曲,已受到廣泛的批判和抵制。這一趨勢促使經濟學家對「發展」(development)這一耳熟能詳字眼的經濟意涵和分析工具,進行全盤反思和根本變革。這裏所謂漠視和扭曲,是指主流經濟學庸俗唯物主義、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的諸般傾向,一種將人的生活歸結為物的活動、將人的價值貶低為財富積累的工具、將人類素質歸結為數字之高低演變的意識形態。佩魯申明,經濟學是一種「人群關係」而不是「人財關係」的科學。佩魯要求人們重新思考和追問,經濟學的目的是什麼?是純粹表現在統計數字上財貨的增加?還是人的智能與幸福的提升?增長的目的是什麼?是GDP的增加?還是生態的耗損?國民收入的增加意味著什麼?是存摺帳面數字的增加?還是根本是超時勞動和親人疏離的結果?對此,佩魯反駁道:

人不是作為市場的奴隸和被迫接受現行價格體系的生產者和消費者,而是有能力通過精心規劃和組織為改變其環境這一目的而從事各種活動的真正的人及其群體。產品總額的增長,如果使自然資源惡化甚至毀滅自然資源的話,就會造成竭澤而漁的結果(impoverishing effect)。……危害人或毀滅人的可能性,不在這一增長率的考慮範圍之列,因為它對於用形象語言描述為人類資本貶值的問題漠不關心……(註1)。

主流經濟學一向不回答上述文字中的第二個問號,因為,「增長-最大化」是主流經濟學不可輕易搬動的神主牌。主流經濟學關心的是模型和曲線,他們關心的是統計資料和量化數據,他們既不考慮經濟發展的併發症或反效果,甚至將原先作為經濟主體的人倒轉為純粹的數字或符號。於是,「從事投資的動因不是投資者(investor)而是投資(investment),進行儲蓄的動因不是儲蓄者(saver)而是儲蓄(savings),掙工資的動因不是工資收入者(wage-earner)而是工資(wages)」(註2)。但問題是,投資的增加並不等於投資者的發展-他可能以非法投機獲得投資增長,同樣的,工資的增長並不等於工資者的發展-他可能以超時、危險或不健康的勞動方式獲得工資的增長。

批判古典學派的不肖子孫!
佩魯並不全盤否定第一代古典學派,他甚至稱贊這些經典學家勞苦功高,但佩魯毫不客氣地批判這些古典學派的「不肖子孫」(disloyal son)-新古典學派。面對劉易斯(W. A. Lewis, 1915-1991)這位來自英國殖民地聖露西亞的新古典大將,佩魯毫不膽怯。在佩魯看來,劉易斯的諸多著作儘管都與「增長」(growth)有關,但卻僅僅與增長有關!「他的著作只與增長有關,除增長之外概不涉及其他問題,儘管諸如發展與進步等字眼也會出自他的筆下,但只是作為變數(for the sake of variety)來看待」(註3)。實際上,佩魯還揭露了劉易斯後期著作中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虛情假意」,揪出他那臭名昭彰的「二元經濟模型」及其自我掩飾的帝國主義尾巴。劉易斯模型將國家分成兩種人組成,一邊是資本家,一邊是工人,當劉易斯斷言資本利潤的追求是投資的唯一動力時,他卻對因此導致工資水平下降的事實置若罔聞!然而,被劉易斯所忽略的-並且也是資本主義集團所避之唯恐不及的,正是第三世界國家人民日夜為之鬥爭的、攸關生死的緊迫問題。劉易斯留給後代的只是一個個諂媚資本主義的「幫閒經濟學家」,以及一系列關於「帝國主義經濟增長」(imperial econpmic grouth)的經典規律。實際上,陷入國際資本主義叢林的第三世界「小白兔」,不是依賴劉易斯模型而獲得發展,正好相反,小白兔們正是通過否定劉易斯模型而免於被坑殺喪命:

因此,資本家利潤的形成依靠本國勞動者方面的某種滯後。……劉易斯模式描述的正是那種現在發展中國家摒棄了的殖民式發展,發展中國家正是摒棄這種發展模式而在全世界聚集力量的(註4)。

馬克思主義:被誤導的解放哲學

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佩魯也有微詞。佩魯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種「解放哲學」,一種關於經濟上受剝削、受壓迫者的哲學,但由於馬克思(恩格斯)所探討的題材是歐洲大陸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與形態,因此很少論述到東方國家,很少對落後國家進行透徹的分析。儘管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對人類無窮無盡的苦難的憐憫感同永不絕望地尋求一種能減輕這些苦難重負的有效活動方式的理性結合在一起」(註5),並且正是因為擁有一顆「美麗的靈魂」(beautiful soul),馬克思要比他的老師黑格爾更令人肅然起敬,但佩魯抱怨,馬克思顯然對「殖民經濟」存有嚴重誤解,因而對非工業化落後國家的發展問題缺乏研究與理解。

關鍵在於馬克思把解放哲學的動力建立在「辯證法」,但卻是一種不同於黑格爾以「演化」為核心的「毀滅的辨證法」(dialectic of breakage)(註6)。這是一種對資本主義內在覆滅機制的科學分析,這一機制(資本演化過程)將預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弔詭的是,一旦人們預知了這一預言,人們就不會坐視等待資本主義自行了斷,果然,到了列寧,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政治馬克思主義」。列寧「誤導」了馬克思的辯證法,他寄望於「以一次致命的打擊毀滅資本主義而不是僅僅幫助它加速其衰退過程」(註7)。正是經由這一決定性的轉折-它類似於人們預卜了未來之後就想在此刻加速改變(或避免)未來一樣,馬克思主義被他的追隨者帶向了一種暴力革命的學說。

在佩魯看來,真正的解放哲學必須是一種歷史性的綜合方案,這一見解是從區分「經濟的馬克思」和「政治的列寧」的辯證分析而獲致的。馬克思將歷史簡化為「兩個階級的鬥爭」-它導致「廢除私有財產」這一簡單的解放圖象-使他沒有能夠為早期在「巴黎手稿」提出的人道主義建構出經濟上的體現形式,同樣的,即使奪取國家政權之後的列寧,因為試圖把階級鬥爭轉換為世界革命-一種純粹暴力的意識形態宣傳,終於把工人解放運動帶往相反的、失敗的方向。(待續)

註1:Francois Perroux, A New Cp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 London & Canberra: Croomhelm, 1983,p. 30. 中譯本見張宇、豐子義譯,《新發展觀》,北京:華夏,1987,頁9
註2:同前,p. 32;頁11
註3:同前,p. 75,頁57(筆者對中譯文略作變動)
註4:同前,pp. 78-79; 頁61
註5:同前,p. 85; 頁69
註6:同前,p. 86; 頁69
註7:同前,p. 86; 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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