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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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85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1-09 14:02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佩魯似乎認為，一種真正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已經無法從西方歷史與傳統，特別是西方的社會思想(韋伯主義)與經濟教義(古典－新古典主義)中找到新的範式與方向。對於企求實現人的尊嚴與價值的個人或國家來說，費心研究如何從資本主義少數壟斷和跨國剝削中找到殘餘的公平正義，是徒勞無功的，奢想在大國欺凌小國的霸權宰制中尋求即便是乞憐式的互助和平，也是癡人說夢的。佩魯堅持，新的發展(new development)必須同時是「建立新型國家」(building up new nations)的過程。換言之，新發展觀是一種駁斥所有不公不義的「永久懷疑論」，新發展觀必須是恨古愛新、撥亂反正的，必須是不懈的批判與挑戰。

悲慘辯證法

「新發展」為何要與「新國家」聯繫起來？這是因為在佩魯看來，許多新興國家至今尚未完全擺脫過去殖民體制遺留下來的歷史劣勢－力量不平衡的副作用(after-effect of inequalities of strength)，因而只能說是「準國家」(quasi-nations)(註1)。這裏所謂「建立新國家」不是指政體更迭或政黨輪替，而是通過建立「經濟－社會發展的辯證法」(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ialectics of development)來改變舊有的經濟範式和權力邏輯，它包括改變市場對人的自由與尊嚴－人的基本需求與購買力－的剝奪與限制，降低或抵消來自外部強加的大國優勢，尋求內部強弱部門(工業與農業)之間的公平分配等等。

佩魯把這種辯證法稱為反映貧窮與悲慘的辯證法，因為它反映的是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在滿足基本需求方面的匱乏和日常購買力的低下。佩魯之所以提出這套「悲慘辯證法」，是因為「人的悲慘性」－無論就客觀數據或主觀感受來說，始終無法在西方主流社會學和經濟學中找到位置，甚至找不到至少對之進行核算與比較的指標。正如佩魯在批判韋伯(Max Weber)的「合法性」(legitimacy)概念時指出的，把「合法性」分成來自傳統、魅力(charisma)和理性三種模式究竟有何意義一樣，古典經濟學將人的價值排除在「國民財富」一這是偉大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偉大著作《國富論》的書名－之外，究竟有何意義？佩魯要說的是，就像韋伯通過「合法性」－它不過是一個把簡單暴力(有支配力的人對一個沒有抵抗力的人的強制)訴諸制度程序的認可和包裝後形成「常規暴力」的概念罷了－試圖說明權力的本質但其實是掩飾了權力的真象一樣，主流經濟學也把人當作「經濟人」而掩蓋了經濟學「富欺貧、強凌弱」的真相罷了。對此，佩魯反駁道：

未必把人變為處於市場機制之中的機器人才可驗證和應用科學上可證實的和經濟上起作用的規律(註2)。

於是，對於不想再陷入悲慘世界中的人來說，必須通過深入研究「悲慘辯證法」來徹底擺脫人的悲慘性。人並非天生悲慘，也絕非生來貧困，但不自覺於悲慘或誤認悲慘是宿命或歹運，不明瞭貧困來自暴富者的剝奪而俯首稱臣，才是真正的悲慘。佩魯告訴我們，所謂「辯證」－一般被視為矛盾的統一－就是指人具有一種既無法被經濟公式所計算(過去沒人去發明)，但又絕不可不被計算(如今開始被重視)的天賦人權，那就是基本需求的滿足和基本購買力的保障。人為什麼會貧困？那是因為人的天賦人權在會計帳簿上被刪掉、被剃除；人為什麼會悲慘？那是因為「人的成本」在損益表或折舊率上被扣除、被註銷。如果我們所認識的經濟學－一種關於財富增長的科學－只是在年輕健壯、耗費人力且創造財富時給予一定的勞動工資，但這筆工資卻從未計算或預支人在年老力衰後也應該享有「人力成本」意義上的補償工資(不同於一般的退休金)，那經濟學究竟在累積財富？還是在折磨人類？

於是，佩魯提出了應該善盡一切方法來估量「人的成本」這一艱難的、真正的經濟學問題，它包括維持人在物質與精神之間尋求平衡的成本，使人享受智力與精神生活(教育)的成本，提供最低限度之閒暇時間的成本，以及客觀上有益於人的各種潛能多方面最大化發展的成本(註3)。但這一主張並不表示人要像牛或小孩一樣被餵養，而是必須通過人類共同的努力來實現。佩魯強調，雖然即使處於最完善的市場機制下採用最精確的方法，也無法正確計算人的成本，但這並不表示完全無法計算，它需要首先跳出「生產－消費」的計量邏輯，並在確實開發人的潛能時讓它自然顯現。反過來說，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也不是訴諸道德說教或宗教倫理，它完全是經濟上應該被追求的現實，「它是一種屬於經過科學檢驗的經濟知識之列的對客觀現實的正確反映」(註4)。

外鬥爭、內聯合的發展策略

至於面對國際強權的競爭，佩魯提出了「獨立與合作的辯證法」(the dialectics of independence and co-operation)加以說明。面對大國霸權在資本與貿易上的優勢，發展中國家除了堅決抵抗－採行獨立與鬥爭的策略之外，一種旨在擺脫強勢的生存策略並非完全不可能。對此，佩魯提出他適用於發展中國家著名的「增長極－推進效應」理論，即善用本國的資源和比較優勢，致力於在地域空間上集中於重點工業的佈署和配置，使各種經濟要素依據「軸心－次級」的方式形成增生與擴張效應。在佩魯看來，如果把發生支配效應的經濟空間看作磁場，那麼位於這個磁場中具有推進動力的單元就是所謂增長極。增長極是圍繞在主導工業部門組織起來並具有靈活性與聯合性的產業紐帶，它一旦開始增長，就通過乘數效應推動其他部門的增長。

至於如何彌補與調和工、農之間的差距，顯然是當今最困難也最困擾的問題。問題的解決－或者只能說是逐步改善－只能寄望於政府的指導性規劃和農民與政府的長期合作。佩魯提出「大農場」(big farms)概念－它能較好的發揮「一籃子技術」(packaged technology)的優勢(註5)，儘管從已經實現工業化並且具有大農場計劃之先進國家的經驗看來，工業與農業之間並不是那麼容易被某個計劃調和起來；另外則是利用「農民基地戰略」(peasant base strategy)，這是一種政府與農民的聯盟；政府提供各種技術、技能與方法的，在有效防止壟斷性資本積累的前提下，致力於發展中小型的城鎮農工業。在佩魯看來，農村問題的解決無法從市場機制中找到出路，它最終有賴於政府精英與農村組織的合作。

呼喚人本經濟學

佩魯全部著作總是散發著濃厚的人文關懷，這不只是一種簡單的學術情感，而是在這個世界處於覆滅與再生的過渡中對人類處境既汲汲可危又可望復興的複雜感受。這種既懷疑又期待的情感，正是一個「人類型學者」特有的哲學性格和憂患意識。誰說經濟學家不能是一個詩意盎然的人文藝術家？佩魯堅持「人的自由是所有發展形式的主要動力」，甚至說到如果富裕公民一天少吃一個漢堡就能大大幫助貧困國家，他對市場資本主義毀滅了文化與道德價值的不懈批判，他提醒人們切莫對人類已經取得的科學成就過度樂觀，他對那些尚在饑餓與貧困線上掙扎的人民的關懷，正是佩魯作為一個人本經濟學家的卓越表現。

註1：Francois Perroux, A New Cpncept of Development: Basic Tenets, London & Canberra: Croomhelm, 1983，p. 166；張宇、豐子義譯，《新發展觀》，北京：華夏，1987，頁159
註2：同前，pp. 125-126；頁114
註3：同前，pp. 127-128；頁116
註4：同前，p. 132；頁121
註5：同前，p. 161；頁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