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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靈魂的甦醒─阿瑪蒂亞．森的「倫理經濟學」（上）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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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86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1-16 02:49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出身於印度聖地尼克坦(Santiniketan)，現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和美國哈佛大學榮譽講座教授的阿瑪蒂亞．森(Amartya Kumar Sen, 1933－ )，是一位研究「窮人」的經濟學家。作為第一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亞洲人(1988年)，阿瑪蒂亞．森始終致力於對底層人民生活貧困的苦思與追索，潛心於福利經濟學領域探討經濟倫理與社會正義問題。有趣的是，經濟學是一門關於財富的科學，只有財富生成或聚集的地方才會有經濟學家，但阿瑪蒂亞．森正好相反，他選擇了「沒有財富累積的領域－貧困」，他選擇了「沒有食物與飲水的地方－饑荒」。但作為一名「窮人的經濟學家」，貧困與饑荒不是他的理論目的，他的理論是教導窮人如何脫貧去困，教導人們如何善待世上的窮人！

饑荒：權利的失敗

保守估計，在人類第2個新千年來臨之際，全球貧困人口已逼近60億。儘管在比例上貧困人口的增加沒有趕得上地球人口的增加，但面對30%－3個半人之中有一個是窮人－這一事實，全球在世的科學家－從宇宙物理學家到家庭營養學家－誰能無視或迴避這一碩大如山的事實？1943年，當阿瑪蒂亞．森還只是10歲兒童時，他就親眼目睹了自己家鄉的大饑荒，數百萬孟加拉窮人在求救無援下活活餓死。但阿瑪蒂亞．森事後發現，饑荒的發生並不是因為食物不夠，而是因為人們獲取食物的能力不足 。這一慘痛的經驗不僅令他終生難忘，也激勵他日後對饑荒與貧困問題的深入研究。

後來他在《貧困與饑荒》(Poverty and Famines, 1981)一書中，把饑荒問題歸結於一種「權利的失敗」(failure of “entitlement”)。在此書中，阿瑪蒂亞．森還研究了衣索皮亞(Ethiopia)和薩赫勒(Sahel)的饑荒問題。正如1740年的愛爾蘭大飢荒，在上萬愛爾蘭人死於飢餓的同時，大量廉價的糧食卻被英國政府強制運往英格蘭一樣，阿瑪蒂亞．森指出，多數的饑荒都不是來自食物短缺，而是消除饑荒的能力與政策的失敗。實際的數據表明，儘管隨著戰爭腳步的逼進和全國性的洪水成災，導致孟加拉地區的糧食價格開始上漲，但這並不造成糧食供應的短缺，在饑荒發生的第一年(1943年)，孟加拉地區的糧食生產比1941年增加了11%，即使扣除人口增長因素，當時人均糧食占有量也增加了9%；實際的原因是社會底層人民(特別是無地農民和小型手工業者)擁有換取食物的權利相對於糧食價格的上漲而急速下降，也就是所謂「權利能力」(“entitlement”)的下降。實際上，當時孟加拉首都達卡絲毫不受糧食價格上漲的影響，因為住在那裏「有權利的居民」，可以獲得政府糧食價格的補貼。
阿瑪蒂亞．森的發現，令人驚訝於經濟學家竟然對「貧困」問題如此無知；而在大饑荒之中，偉大的「自由市場」竟然毫無用武之地！在面對市場機制是否能夠通過糧食流通以解決饑荒問題時，阿瑪蒂亞．森的回答是，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所有經濟學家無不肯定市場機制「聞聲救苦」的作用，但人們僅僅知道市場在滿足「有權利者」有效需求的效率，卻很少知道市場根本無法滿足弱勢者因為缺乏市場權利和購買力不足而無法轉變成「有效需求」的那些需要。一句話，餓死的人不是因為糧食供應不足，而是因為沒有能力購買那些並不短缺的糧食。

「交換能力」的喪失

阿瑪蒂亞．森所謂的「權利能力」就是指人類獲取生存的基本能力，也就是「食物權利」。這種能力因人而異，可以從最基本的換取食品以求裹腹的能力，到最高級的將自己財產繼承給下一代享用的能力。然而，當市場機制介入人的「權力能力」與他的「生存能力」之間以實現基本生活的滿足時，這種基本能力(capability)就會轉變成一種「交換能力」，它是個人在交換中能夠獲得各種商品所構成的集合，也就是人們具有購買某種商品的基本能力，它同時也包括對市場資訊與市場價格的預警和應變的能力。然而對窮人而言，最缺乏的正是這種交換能力，因為一旦食物供給下降，市場首先反映的不是窮人的承受能力，而是通過價格上漲來打擊窮人的購買能力。於是，一旦失去政府及政策的支撐，窮人就會因無力購買價格上漲的食物(不是產量稀少的食物)而陷於孤立無援、坐以待斃。
阿瑪蒂亞．森強調，「食物權利」是現代社會最基本的權利，是任何社會都應該毫不猶豫、毫無條件、毫無保留予以維護的權利。一般所說的饑荒是指窮人無法獲得足夠的食物，但實際上由於現實世界中並不存在「絕對不夠的食物」，所以客觀上並不存在因為食物不足而導致令人束手無策的饑荒。於是，饑荒之所以依然層出不窮，就不是食物本身的供給問題，而是人們行使換取這一供給的能力以及確保其支配之公平性的公共政策問題。這種權力的保障當然不可能依賴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自動的調節或安排，而是依賴政府的福利制度與社會保障，也就是通過公共政策以確保人們獲取「食物權」的機會。因此，解決饑荒與貧困問題，既不是供給也不是效用問題，而是權利保障問題。

「權力方法」論

阿瑪蒂亞．森糾提出了「權利方法」(entitlement approach)與「絕對剝奪」(absolute deprivation)概念，作為解釋貧困問題的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徹底解構了傳統以「供給面」解釋饑荒與貧困的方法。阿瑪蒂亞．森強調，一個人避免饑餓的能力，不在於他擁有多少實體食物，而是在於他獲取食物的所有權與交換權是否獲得確保。實際上，饑餓(starvation)固然有可能帶來饑荒(famines)，但饑荒並不一定帶來饑餓，這可以從歷次饑荒發生時，並不是所有人都挨餓吃不飽得到證明；另外，饑餓總是意味貧困，但貧困並不一定帶來饑餓；前者說明了饑荒不是來自供給不足，後者證明即使貧困(供給不足)，但因為仍然擁有交換權利所以還不致陷於饑餓。阿瑪蒂亞．森指出，「權利方法提供了一個分析饑荒的一般框架而不是饑荒原因的特殊假說。無論是在經濟繁榮時，還是在其衰退期，饑荒都有可能發生；糧食供給與對糧食直接權利之間的區別非常重要；對權利的重視具有強調合法權利的後果」。
實際上，從民主國家鮮有饑荒發生，而軍人獨裁國家或從原殖民地獨立後的國家卻饑荒頻傳來看，貧困與饑荒問題必須深入現象表層之後，從政府治理、經濟制度、生產方式與社會權利等等結構因素來審視。這意味著我們再也不能把饑荒視為天然災害或食物短缺的單一後果，而是一個權利方式與權利交換的因果關係，包含了政治、法律、社會階級、公共政策在內的複雜現象。
阿瑪蒂亞．森對饑俄、貧困、饑荒的研究及其成果，不只是經濟理論上的修改或增補，饑荒與糧食無關而是與權利有關、貧困來自於權利喪失這些觀點，將帶來對經濟倫理、分配正義、社會公平等等問題的全面重估與反省，也將帶給經濟家更大的道德啟示與覺醒。(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