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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派》社會靈魂的甦醒─阿瑪蒂亞．森的「倫理經濟學」（下）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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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88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1-30 17:22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人類的發展經過了從「唯GDP」的經濟發展(economic development)到實現人的自由與尊嚴的「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這一歷程說明了人類已逐漸從物質、物化的技術世界，向精神的、靈化的人文世界的回返。總括在現代性、經濟發展名目下的過往歷史，是一個「異化史」，一種將人自身寄托於物質世界的發展卻換來人自身的貶抑和匱乏的發展，是一種物質充血、心靈萎縮的發展。這種「人的物化、物的人化」，造成了哈伯馬斯(J. Habermas)所說的「技術對生活的宰制」以及「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力排眾議，他頂住同行之間對其獻身於經濟倫理這些「道德垃圾」的責難和規勸，他堅持把經濟學帶向一種追求人的自由的科學，也就是倫理經濟學。

「發展」就是自由

然而，倫理經濟學不是宗教學的分支，也不是道德說教，而是面對現實社會和具體環境，特別是面對生存權利受到剝奪、擁有低度自由甚至喪失自由的窮人和弱者。倫理經濟是「人道主義∕反主流經濟學」的實用哲學，它通過翻轉經濟學家處身其中的知識世界，通過改變經濟學的基本論旨和終極關懷，而將經濟學轉變為關於實現人的自由的倫理科學。
為什麼在所有充斥著「經濟發展」這一字眼的經濟學著作中，為何總是充滿追求物質財富之速度、規模、效率的討論卻沒有對人的期待、嚮往和快樂的關懷？為什麼在充斥的一堆數據、圖表、模型、曲線的經濟學闡釋中，只看到數字排列、公式換算而看不到人的快樂與滿意？究其原因，正是因為傳統經濟學是一門「以物為本」－將人視為經濟增長與財富積累之工具和手段的科學。阿瑪蒂亞．森認為，這是因為人們把財富的增長等同於幸福，把物的效用等同於自由。在這種「狹隘的發展觀」(narrow views of development)之下，「發展」(development)被定義為GNP的增長、個人所得的增加、工業化、技術領先、社會現代化等等，發展被歸結於資本積累、市場開放，或有效率的經濟計劃的簡單公式。但這些物的要素與指標固然是促進人的自由的工具，但人的自由發展絕不僅僅止於這些，還需要其他的社會與經濟安排，包括教育設施、建康醫療、以及政治與公民權利，包括參與公共討論的機會和獲取安全保障(註1)。
相反的，阿瑪蒂亞．森將發展視為「一種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過程」(註2)。他摒棄了那種把財富增長和福利增加視為發展的觀點，批判了單純把經濟增長直接等同於發展的觀點，而把發展定位於「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之能力」的追求和保障。在此意義上，發展是一個綜合過程，它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教育、建康等等在內整體價值的實現，它意味消除貧困、人身依附、各種歧視性壓迫與缺乏法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等等目標的實現。換言之，發展首先需要對「反發展」－對人的自由的阻礙與剝奪－的消除和抵制，也就是排除產生「不自由」的來源和要素，包括貧窮與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和徹底的社會剝削、漠視公共設施以及政治上不容異己和過度鎮壓的行為。同時也要反對把「富人發展」拿來充當整體發展，以及所有冒牌的「假性發展」、「字面發展」和使一部分人發展卻坐視另一部分人窮困潦倒的「剝削式發展」。

自由勝於溫飽！

自由勝於溫飽、尊嚴重於所得、文化價值應置於經濟增長之前的觀念，並不是一種道德垃圾或倫理幻想，其在歷史中已不乏先例。阿瑪蒂亞．森緣引Robert Fogel和Stanley Engerman對美國黑奴經濟制度所作的經典研究（後以兩卷本的《受難時刻：美國黑奴制度經濟學》[Tin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出版）(註3)，指出當時黑奴的消費能力要比同一時期自由農業勞工所得水準高－至少絕不會比較低，而且黑奴的平均壽命幾乎與先進國家如法國和荷蘭的人民相同，甚至遠比在美國和歐洲都市中的自由工人要長，但是，黑奴還是拼命逃跑！實際上，即使在廢除黑奴制度後，原先的雇主想要用高工資誘惑逃跑的奴隸回來工作，也沒有獲得成功(註4)。阿瑪蒂亞．森強調，自由本身與市場沒有直接的因果，與是否充分就業或勞動條件好壞也沒有必然的關係，因為自由的喪失就是一切的喪失，「自由的喪失，不管是因為沒有就業選擇，或受制於專制的工作形式，本身就是一項重大的剝奪」(註5)。

阿瑪蒂亞．森所謂的「自由」並不是抽象的、個人的、形上的目標，而是一個既作為發展之評價標準(評價性理由，evaluation reason)和決定發展程度本身(有效性理由，effectiveness reason)的基礎，又是一種社會整合過程，亦即一種「彼此關聯之實質自由的擴張的整合過程」。在此同時，以自由作為發展的核心還可以是一種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藉由這種寬廣的方法，可以對不同制度－市場及其相關組織、政府和地方當局、政黨和公民組織、教育安排與公開對話和辯論的機會(包括媒體和其他溝通媒介)－在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理解。實際上，阿瑪蒂亞．森所提出的自由觀，不僅限於觀察、探討和評價正式的組織，而且還涵蓋非正式、無形組織和文化價值觀念：
社會價值和習俗所扮演的角色會影響人們所享受並有理由去珍惜的自由。分享的社會規範會影響社會特徵，如性別平等、兒童照顧的性質、家庭規模和生育形態、環境事務的處理，以及其他許多社會安排和結果。主流價值和社會習俗癟會影響腐敗的存在與否，以及信用在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上的角色。自由的運用受到價值的調解，但是價值會受到公共討論與社會互動的影響，後兩者本身則又受到參與的自由所影響(註6)。

市場機制，什麼碗糕？

經濟學界多年來爭論「市場機制」是否有助於發展，是一件很無聊的事。市場固然是商品交易、價值交換的制度，是實現收益與增長的程序，但市場機制首先建立在「市場進入與退出的自由機制」之上。對於許多根本無權進入市場的人而言，市場機制有何意義？以台灣為例，當颱風來襲、菜價高漲時，農民是否經由市場調節而獲利？當消費者抱怨菜價太高以致政府出平面抑物價時，農民是否因政府干預市場而免於犧牲？對於漲價不蒙利、跌價先受害的農民而言，市場機制「是什麼碗糕」？阿瑪蒂亞．森從市場機制完全無法發揮拯救大饑荒的慘痛經驗得出教訓：「極端貧窮所呈現的經濟上的不自由，可以讓一個人成為其他的自由衝突下無助的犧牲品」(註7)。
阿瑪蒂亞．森是20世紀中令人尊敬和仰慕的經濟學家，但他很少以繁瑣的數字、冰冷的圖表來展露一種學術權威，而是以親切溫和、感性說理的方式，讓世人理解人類生存與奮鬥的真正意義。當每一個人都能實現自由並經由自我實現而促進他人自由的實現時，當個人潛能與社會承諾緊密結合時，人類的苦難就不會再發生，歷史的錯誤也不會再重演。

註1：Amartya Kumar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Introduction”, p. 3；中譯本見劉楚俊譯，《經濟發展與自由》，臺北：先覺，2001. 本文採用劉楚俊之中譯文。
註2：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3；劉楚俊，頁21
註3：Robert Fogel(1926－ )是美國知名「俄猶後裔」的經濟學家，與Douglass North同獲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Fogel是「計量經濟史」或稱(「歷史計量學」[Cliometrics])的重要代表。他反對以道德立場來看待黑奴經濟，他運用極為複雜的「種植記錄表」(plantation records)，包括天氣變化與種子發芽的時間函數，黑奴日均勞動量的跨產業、跨國家比較，來研究黑奴經濟的效益問題。有趣的是，Fogel強烈的「反道德立場」恰巧科學地證明了「黑奴為了自由而不是為了工資而逃跑」這一嚴肅的道德問題。
註4：Development as Freedom, pp. 28-29；劉楚俊，頁48
註5：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8；劉楚俊，頁113
註6：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29；劉楚俊，頁27
註7：Development as Freedom, p 8；劉楚俊，頁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