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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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89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7-12-07 16:01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儘管左右並不逢源－右派視他為頑固勁敵，左派妒嫉他聲名遠播，但史迪格里玆(Joseph E. Stiglitz, 1943－ )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特立獨行，是一個「不務本行∕專於兼業」的經濟學家。實際上，作為一名反自由主義、反全球化、反新保守主義的健將，以「經濟學家」概括他的事業顯得狹隘，應該說他是個「世界人民的學者」，儘管他一身貴族紳士風格，但始終不懈於與主流經濟學奮戰到底。從資訊經濟、福利經濟、倫理經濟、後華盛頓共識、反全球化、公平世界論，史迪格里玆一路走來，邊寫邊罵、邊談邊批，他關心第三世界國家和世上的窮人，他棒打帝國主義禦用學者，也從不放過資本主義美麗辭藻背後的謊言，不忘揭露一群「數字經濟學家」西裝革履裏包藏的禍心。我把他的理論稱為「世界人民的理論」。

華盛頓共識－市場基本教義

「世界人民理論」意指不是從大國、強權、市場、資本等等「大型範疇」來看待這個世界，而是從地方、百姓、真實情感、樸實生活等等「小型觀點」來看待這個世界。但小觀點卻有大志氣，「世界人民理論」追求的是「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在史迪格里玆的理論中，占據核心價值的不是學院體系、宏言巨論，儘管他並不排斥，但主要的還是真實性問題和現實性處境。他有句關於這個世界是什麼模樣的名言：「一隻歐洲富國蓄養的牛要比第三世界40%的窮人更為好命」，意指這個世界從不公平，歷史的道路從不平坦。為了踢開路石、鏟平歧路，這個世界需要的不是富人的經濟學，而是人民的幸福論。

史迪格里玆崛起於「雷根－佘契爾新保守主義」和蘇東解體的動亂時期，以及隨後東歐推動私有化改革和拉丁美洲陷入外債風爆的關鍵年代。當時，作為「債主」的西方國家，為了給東歐和拉丁美洲國家提供「治國良方」，也為了通過政策指導來改善這些負債國家，「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於1989年為位於華盛頓的國際組織－包括美國政府、IMF、World Bank等等，提出了總計10項旨在解決拉美經濟問題的建議，史稱「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這個「共識」的核心是解除貿易管制、私有化、市場開放、資本自由流動和低稅率。儘管John Williamson立意良善良，但明眼人一看，這不是別的，正是一紙「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經濟憲章」，一塊資本主義打開第三世界門戶的敲門磚，一本讓西方資本家長驅直入、遍地蒐括的萬能通行證。然而，史迪格里玆早已洞悉這個以「救火隊」為包裝，實際上裹覆著西方強權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的政策，它實際上是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的美麗謊言作幌子、藉由美國外交政策來推動並在美國監視和保護之下的「美國全球治理策略」。果然，東歐的「休克療法」使蘇東國家一獗不振，拉丁美洲淪入人們至今引以為戒的「拉美陷阱」－有增長無發展－的泥淖之中。

後華盛頓共識

面對這一建立在被稱為「市場基本教義」(market fundamentalism)－堅持市場萬能、死守私有化政策－之上的「華盛頓共識」，史迪格里玆對它大唱反調。他提出了「後華盛頓共識」(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註1)，不僅一一揭穿華盛頓10點共識的誤導性，並以所幸沒有遵守這項共識的「東亞奇蹟」，以及不幸遵守這項共識的「東亞金融風暴」和「拉美自由化失敗」，以「正反併列」的方式，證明「10點共識」恰好對世界經濟作出了誤疹、開出了錯藥。史迪格里玆的核心論點是，第三世界國家發展的停滯與落後，來自一套由西方強國所制定的、不公正的國際競爭規則，而當西方面對這些危機時，不是去替他們解決難題，而是將這些難題歸罪於腐敗、懶惰、不聽話的第三世界國家本身，藉以繼續維持不公正的國際秩序。例如，「華盛頓共識」極力主張無限度的市場自由化促進最大限度降低政府的干預，但東亞金融風暴和拉美危機恰巧證明，免於風暴的正是那些「政府主導的發展型國家」，而捲入風暴的正是那些盲目崇拜「西方神聖」的國家因為放棄政府管制功能，以致讓西方投機資本趁機作亂！

狀似溫和的「華盛頓共識」，措辭委婉、誠意滿滿，實際上是十足的激進派。它試圖以一次徹底的自由化，就像對垂死之人進行「電擊急救法」(electroshock therapy)一樣，對所有落後的經濟體進行起死回生但卻是幫助死亡的救援行動。人們往往不易察覺，這種「灑油救火」的思想，實際上是一種「經濟學的雅各賓主義」，不幸的是，它吸引了具有「布爾什維克」(Bolshevism)激進傳統的俄羅斯，也吻合了拉美國家對國際援助的依賴情結。對於這些落難國家來說，他們不知IMF就像一個貼著符咒的財神爺，不是來給錢而是來索命的，他們不知IMF不是個銀行，而是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地下錢莊。至於人們熟知的、臭名昭彰的「休克療法」－出自於華盛頓共識而對蘇東國家提出的救亡計劃－史迪格里玆直言：「太多的休克，太少的治療」，前波蘭第一副總理科勒德克(Grzegorz W. Kolodko)乾粹說：「只有休克，沒有治療」！

這份基於新自由主義浪漫幻想的「華盛頓共識」，其失敗的主因來自於對第三世界情況的不認真與不理解，只是試圖利用一組簡單手段(包括宏觀調控、貿易自由化、私有化)，來實現一組相對狹隘的目標(經濟增長)。一如歷來美國總統一個人就想改變全世界一樣，「華盛頓共識」就是幾個西方精英聚在一起提出幾項決議之後，就想改造第三世界。然而，對於經濟健康狀況的診斷沒有簡單易讀的體溫表，也沒有藥到病除的特效藥。至於經濟學家本身，特別是作為「局外人」的經濟學家，應該將自己的角色限定在不同政策所導致的不同結果，而不是用一套教條或一組考題試圖拯救世界。

史迪格里玆認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重要的「轉型與發展的新範式」，而不是照抄西方的市場機制，重要的不是「自由化」，而是通過建構一個效治理的政府去培育成熟而健全的市場環境。因此，發展(development)與轉型(transformation)的關係至為密切。發展的基本特徵就是一種社會轉型，特別是包括了從傳統關係、傳統文化、社會習俗、傳統醫療與教育方式及傳統生產方式向更現代方式的轉變」(註2)。因此，一個發展戰略首先需要闡述轉型的概念，即使就全球發展來說，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不僅僅是一種技術調整問題，更是社會轉型的問題。社會轉型需要用一個整體的和協調的方法來重建社會和經濟目標，以及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和方法。

相反的，「後華盛頓共識」是基於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而提出的，它是一項以更多元的手段來追求更廣泛目標的發展計劃。這項計劃的重心不在於數字的增長本身，而是人類生活品質的提高，包括改善衛生和教育，而不僅僅是增加可衡量的GDP，它尋求的是可持續發展，包括保護自然資源和維護健康的環境。史迪格里玆強調，「後華盛頓發展」追求的是公正的發展，它是一種確保社會所有團體而不是上層集團獨享的發展；它同時還是一種民主發展，它能使公民以各種方式參與作出影響他們生活品質的決定，並體現真正的全球正義。(待續)

註1：Joseph J. Stiglitz, “More Instruments and Broader Goals: Moving Towards 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 Presented as the WIDER Annual Lecture, at the 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in Helsinki, 1998. http://www.wider.unu.edu/events/annuel1998.htm
註2：Joseph J. Stiglitz, ‘Towards a New Paradigm for Development: Strategies, Policies, and Processes’ Presented as the Prebisch Lecture, at UNCTAD, Gen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