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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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足以自豪的是，史迪格里玆不是一個「辦公室經濟學家」，而是一個政策踐行者。一雙草鞋，一本隨記，他走過民答納峨(Mindanao)回教游擊隊陣地，穿過不丹偏遠山區的學校，親自調查「世界銀行」對孟加拉農村貸款計劃的成效，見證了中國貧困農村的扶貧工作。他信服的是「世界銀行」古道熱腸式的減貧任務，卻痛恨「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專橫霸道的富人陰謀。在充實而富於挑戰的生涯中，史迪格里玆體認了經濟學最基本的道理：公平與民主。這裏所謂的公平是指國際秩序普遍參與下的平等，而不是西方意識態的吹泡泡，這裏所謂的民主，是指符合最大多數貧苦人民之生存與願望的政策民主，而不是少數精英、密室會議中的「多數決」！

全球化的偽善性
史迪格里玆強調，沒有人可以否認全球化的貢獻。通過自由貿易，它促成出口替代產業的興盛而獲致經濟的快速增長；全球化使人類因醫療改善而增進健康和延長了平均壽命；全球合作使二戰移留下來的地雷獲得清除，使無數天真兒童不致死於非命；通過國際集體行動，貧窮國家的債務得到了豁免，貧苦人民獲得了工作機會，一句話，全球化好處多多。但是，人們為什麼還是要反全球化？

那是因為儘管全球化做出了許多貢獻，但唯一失敗的，卻是全球化本身無法摧生出公平的國際規則，一如市場機制不會主動帶來公平分配一樣。實際上，沒有人會「全面反對全球化」，而是反對「不公平的全球化」，也就是史迪格里玆所說的「全球主義的偽善性」(hypocrisy of globalism)。人們不會反對以下的國際組織：倡導減免貧窮國家債務的「慶典運動」(Jubilee Movement)，保護工人勞動尊嚴的「國際勞工組織」，改善衛生促進世界人民健康的「世界衛生組織」(WHO)，從事人道救援的「國際紅十字會」。但那些信奉「市場基本教義」的、享有制定「富人游戲規則」的國際機構，特別是受到美國主控－美國具有「一票否決權」－的國際吸血鬼機構：IMF，以及那個早已淪為富國俱樂部「家族會議」的世貿組織(WTO)，則是令人不敢恭維，令人咬牙切齒！

所謂「全球主義的偽善性」，是指由西方強權所主導的、由國際金融機構所執行的、使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雙重標準制度」。這是一種西方國家一方面透過貸款條件、政治施壓、經濟懲罰，強迫第三世界國家開放市場、降低關稅、撤消保護、金融自由化……，另一方面卻在本國實施貿易保護(藉著「反傾銷」、「智財保護」、「公平貿易」等等名號)，阻止第三世界國家產品進入本國市場的政策。這是一種「我可以自由進出你家，你卻不可路過我門」的野蠻政策。史迪格里玆指出：「工業先進國一面拒絕對開發中國家的商品開放市場，諸如對由紡織品到糖類等多樣產品設定進口配額，一方面卻堅持對方該為它們的商品敞開大門」(註1)。由此看來，西方所謂「自由化」，其實就是「剝削化」，也就是富國對窮國「生吞活剝、削皮吃肉」的政策。

一個發生在印度典型的「專利剝削」的案例，可以說明什麼叫不公平的全球化？一個西方大藥廠從印度傳統藥草提煉出一種特效藥，隨後立即以「智財保護」名義獲准了世界專利權－包括製成藥品的專賣權和摘取藥草的專採權。然而隨著這項智財權的確立，成千上萬的印度人民再也無法廉價購買這種早已流傳千年以上的本土秘方，因為這種草藥已經遭到「限採」，本土藥廠也已失去生產和製造這些古傳藥草的權利。結果，因為窮人買不到原本便宜的祖傳秘方，也無力購買昂貴的專利藥丸，最後導致他們沒錢買藥和無藥可醫而紛紛死亡。人們在此可以清楚看到什麼叫「保護」？保護原先用來治療印度貧民的千年草藥？還是保護西方資本家的利益？

IMF：國際新獨裁機構

史迪格里玆可能是歷來批評IMF最嚴厲的經濟學家。在他筆下，這個道貌岸然的「國際地下錢莊」不僅原形畢露，而且面目可憎。史迪格里玆之所以具備這種「批判權威」，不僅因為他學有專精，曾任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而且還因為他親身經歷IMF的遊說與談判，扭轉IMF諸多「為富不仁」的傾向。他對IMF瞭若指掌！

任職於世界銀行的經歷使史迪格里玆發覺，至今為止在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政策，受到了兩大因素的牽制，一是強權國家意識形態的摻雜與干擾，一是「壞的經濟學」大行其道。在他看來，IMF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全球獨裁組織」，它把自己的經濟理論凌駕於各國的主權之上，它的「一意孤行」使自身成為第三世界苦難的製造者，它在全球範圍內造成的動亂和損失，已非經濟學的數字所能計算。

史迪格里玆區分了「世界銀行」與IMF任務的不同，前者的任務是「減貧」，後者的任務則是防止經濟危機。但歷史經驗證明，IMF在全世界各地製造的廣泛災難，遠多於它所要防治的經濟危機。這個「由頭腦簡單的自由主義者」控制下的機構，其在全球各地扮演「在客滿的戲院裏高喊失火」的戲碼，以及在一批「蛋頭經濟學家」信誓旦旦後卻造成無數意想不到的後果等等，證明了它本身才是真正的「麻煩製造者」。史迪格里玆說道：「IMF犯下的錯誤遍及所有它所插手的領域：經濟發展、危機管理、共產國家的轉型等等」(註2)。

史迪格里玆將IMF的錯誤歸結為兩大主因，一是封閉的「寡頭決策」，一是建立在一種稱為「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之上的天真幻想。史迪格里玆把IMF的決策稱為「五星級決策」，因為「IMF的各項方案往往是由總部全權決定，再派一些人員到各國短期出差，他們舒服地住在首都五星級飯店內，到該國財政部與央行看看統計數字，然後就告定案」(註3)。但是問題在於，失業與貧窮的痛苦不是數字所能表現的，正如一個從五萬英呎高空投下炸彈的飛行員不會體驗戰爭的恐怖一樣，從冷氣房、皮沙發的五星飯店作出的種種決策，絕不會體現出一個一日所得不足一美元的窮人的感受與心聲！史迪格里玆指出：「全球化往往使舊式精英獨裁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國際金融機構的新式獨裁」(註4)。

下滲經濟學：水漲船翻！

人們不難理解，寡頭決策作出的不會是嘉惠世人的公共政策，而是密室政治下的寡頭利益。陽光照不到的房間總是容易發霉，密室正是特權交易的場所，而由特權階級所主導的政策，只會代表少數利益，只會是隱藏各種錯誤的粉飾政策，不會是有利於世界人民的福利政策。

「下滲經濟學」則是一種關於「做大餅」的經濟學，認為只要把餅做大，人人就會有餅吃！這種觀點的立論基礎是：水漲船高。問題是，做餅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經濟學除了努力做大餅，同時更要公平的分餅吃，也就是不能只顧做大餅，卻不知如何分餅吃。但問題更在於，即使做出了大餅，也不一定人人都有餅吃，往往是有能力吃餅的人繼續吃更大的餅，沒有能力吃餅的人依然沒餅吃！那種相信只要經濟發展就可以解決一切經濟問題的觀點，就像拼命漲水，結果只是「水漲船翻」！(待續)

註1：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李明譯，《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台北，大塊文化，2002，頁26
註2：《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40
註3：《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48
註4：《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頁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