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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派》社會靈魂的甦醒─阿瑪蒂亞．森的「倫理經濟學」（下）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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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3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五, 2008-01-04 05:53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越過了早期對「中心∕邊陲」關係的經濟學論述，晚期的阿明轉向了對資本主義文化史－一種「文化經濟學」的闡釋。現代歷史的轉折發生於啟蒙運動，它帶來的是理性主義的解放承諾(promise of liberation)。這個解放承諾可以看成是一組「三聯式的革命公理」，其中包含尋求人的自由、平等、私有產權保障的社會契約協定。向來，人們把解放承諾稱為「現代性」(或啟蒙理性)。但問題是，由於受到了自由主義的誤導－阿明特別指出了右派始祖巴師夏(Claude Frederic Bastiat Bastiat)和他的徒弟海耶克(F. A. von Hayek)思想－的影響，現代性走向了它的對立面，走向了征服世界、統治自然、瓦解平等和經濟異化的資本主義世界。對於此一歷史歧途，阿明稱之為「現代性的漂移」(the driftages of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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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理性－平等的“漂移”

然而，什麼是理性？是契約？功利？科學？還是法治？人權？市場？民主？對於這一概念之基本規定的認知，決定了我們的「史觀」(或是「現代性立場」)。對理性之不同認知意味著「現代性」從來就不只是一種而是多樣的。阿明堅信，理性必須是解放的(Emancipative Reason)，否則就不叫理性。理性之所以是理性，在於它具有帶領人類走向多元發展的全部潛能，而不只是有產者和統治者的階級意識。阿明反對那種在科學上採取價值中立、在市場經濟中漠視公共倫理和平等分配，在社會生活中採取責任逃避、倫理不顧和無神論的「資本主義文化的現代性」(capitalist culture of modernity)。因為這種「階級現代性」，將原先三聯式－自由、平等、私產(liberty-equality-property)－理性公式中的「平等」“漂移”(drifting away)了出去，簡化成了「市場－民主」的二聯公式：

以右翼為其立足基礎的資產階級理性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解放的理性了。它只能靠它的兩隻腳來站立：自由與產權。任何對平等稍加重視的願望，巴師夏和海耶克都公開表示反感，他們真正代表了墮落的理性－這已經不是啟蒙運動所構想的理性了。正如這個被侷限於自由和產權的資產階級理性就是美國的理性那樣，所謂倒退－從思想上消滅法國大革命，當然也包括俄國革命－其實不是別的，主要就是表現為全球的美國化(註1)。

阿明重申了馬克思的「解放的現代性」，這是一種立足於批判資產階級理性而形成的「批判的現代性」(critical modernity)，阿明把它看成是西方理性進化的第二階段。在批判的現代性中，三聯式(triptych)之中的「私產」將以「博愛」(fraternity)來取代。但阿明不只是把「博愛」看成一種情感或善意，而是一種「社會所有制」(means of social ownership)，不只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管理形式，而是以平等為目標之社會所有制的管理體制。基於此，阿明呼籲一種全球大掃毒－掃除自由主義病毒，否則，人類只有自取滅亡。

全球的美國化

如果理性進化的第一階段－阿明把它視為受到「自由主義病毒」的污染而使啟蒙歷史走到盡頭－意味著理性的「飄移」與墮落，那麼今日人類所面臨的「第二次墮落」就是「全球的美國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就第一階段來說，阿明把自由主義視為引發當代精神分裂(一個人分裂成「市場經濟人」和「政治公民」)的跨世紀瘟疫與惡疾，並且至今依然對人類發出致命的威脅。阿明認為，自由主義有兩株最強烈的病蠹，一是把社會效益(social effectiveness)簡單地等同於「經濟效率」(economic efficiency)，進而把經濟效率等同於資本贏利的能力(financial profit capability of capital)，二是市場經濟統治了公民政治，並導致了民主成為市場的犬馬與奴僕。

阿明指出，自由主義病毒也是三聯式的，它由「準科學」(para-science)－純粹經濟學(pure economics)－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所構成，但這些自稱為「理念」的東西根本是無稽之談(nothing and nonsense)(註2)。因為這種理念只是「準理論」(para-theoretical)，只是「空想資本主義」(imaginary capitalism)，它與現存的資本主義(existing capitalism)完全是兩碼事。換言之，自由主義一直以其空洞的理論邏輯，為名不符實、羊皮狼骨的資本主義辯護，反過來說，現存的資本主義則運用這些空想的辯護邏輯來充當遮羞布。例如所謂「市場」，從來就不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而是「一隻資本贏利的手」，所謂「自由市場」其實就是不受倫理與平等規範的資本運動，所謂全球化，只是全球利潤向西方國家的流動與集中化。如果我們在觀念上接受在一種「全球化不可避免」的觀點，那麼在實際上「全球化=全球的美國化」之下，討論民主、參與、正義等等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今天所看到的，只是西方軍事強權和宗教基本教義之間的野蠻混戰，而民主實踐也已走向低級化和庸俗化。對此，阿明慨言道：

於是，民主的實踐沒有任何內容，出現了我所說的「低度民主」、用少女遊行取代了施政綱領的選舉丑劇、「戲劇社會」的現象。被這些做法取消了合法性，政治開始無所作為，失去了使替代性的社會方案具有意義和嚴密性的潛在能力。

就當前階段來說，自伴隨著蘇聯體制垮台的1980年代以來，世界正進入「民主大倒退」時期。這裏所謂「大倒退」具有三層漸近式的含意，一是指原先啟蒙理性中的「平等」原則已經被抹去；二是指二聯式「民主－市場」的公式進一步分裂化，亦即「政治生活的現代管理」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管理」相分離，而在此分離過程中，原先體現公共利益的「民主」被「選舉」所取代；三是指市場進一步統治了民主，準確地說，應是軍事資產階級(國家領導與資本大亨)統治了「大眾民主」的制衡與監督。在這個過程中，令人扼腕的是，民主與市場的分離－它帶來一種「低度民主」的高級形式－不僅沒有得到重視和反思，反而悲哀地成為今日多數人的「民主共識」。

民主在死亡之中

如果只是對「市場統治民主」這一形式膚淺的理解，那人們就不會憂慮。但嚴重的是，作為自由主義病毒的「末期病發」階段，「市場－民主」二聯式公式中的市場，還被「美國軍事」所取代，而成為「美國－民主」的霸權形式。阿明指出，美國作為當今的全球霸主，已經沒有了敵手。美國的國防白皮書取代了聯合國憲章，它那著名的「預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就足以使一切國際法失效。「它選擇首先完全在軍事上控制全球的戰略來鞏固它的統治。與之相伴隨的政治戰略則為此準備了一些藉口，例如恐佈主義、反對毒品貿易與戰爭、或指責生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註3)。但美國的民主從未帶來世界的民主，而是不斷培養基本教義派「父仇子報」的鬥志與戰力。

阿明在《帝國主義與全球化》(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一文中指出，民主從屬於市場，只意味一種「交換」(alternation)－變換執政者的面孔且繼續幹同樣的事(政黨輪流做莊)，而不是「替代」(alternative)－作另外的事(註4)。在此情況下，人們今天已經無法指望通過「投票」來改變什麼。人們儘管可以自由投票，但你的命運決定在別處，決定於議會之外，決定於市場之中。因為，民主的解放潛能已經被掏空殆盡。處於「世界的美國化」的當前階段，傳統的民主已經失去原先具有的社會改革和促進平等的創造性潛力，民主在死亡之中。

註1：《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王麟進等譯，頁85
註2：Samir Amin, The Liberal Virus: Permanent War an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4, pp. 9-11. 《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頁5-6
註3：《自由主義病毒∕歐洲中心主義》，頁52
註4：Samir Amin,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53, No. 2. June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