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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派》走了阿里巴巴，留下40大盜！─帕薩．恰塔吉「後殖民史學」（下）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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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5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四, 2008-01-17 22:21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作為具代表性的後殖民理論家，通過對印度民族主義歷史的檢視和分析，恰塔吉對於民族主義自身的矛盾，以及能否徹底克服殖民主義的禍害與遺毒，抱持著質疑和保留的態度。在恰塔吉看來，民族主義既沒有完成殖民解放的任務，也沒有實現普遍民主的價值；民族主義是現代政治的「斯芬克斯(Sphinx)之謎。

政治社會－大部分世界的大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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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書中，恰塔吉通過檢視印度民族主義三個階段的演進，指出了「殖民地民族主義思想」走進了兩個死胡同：一是它被建構成一種國家意識形態，被簡化為一種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模仿西方理性主義的工業進步模式；另一個則是以「認同」為基準的分離主義運動，「它經常表現為一種狂熱的反現代、反西方的政治潮流」(註1)。然而在恰塔吉看來，兩種模式非但沒有整合它的對立面，反而聯手共同複製了「分裂領域」－精英與庶民、理性與非理性、科學與宗教、組織性與自發性－的工具性對抗。這種分裂性對抗不只是一種印度特徵，在今天，它已成為一種全球現象。

「911」事件證實了恰塔吉的憂慮與判斷，這促使像恰塔吉這種左翼知識份子轉向「非主流－底層」視角，從全球與地方的交叉論證，來面對類似的文明災難。對恰塔吉而言，世界的許多衝突與災難，來自於我們對「最大部方世界的最大誤解」。我們習慣於把「最缺乏理解的部分」視為愚眛、落伍而一概抹殺，而這正是世界上各種「誤解性災難」的來源。

一如當年尼赫魯(Jawahalal Nehru, 1889—1964)在《印度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dia)一書走過的軌跡，恰塔吉致力於重新發現印度社會；當年尼赫魯極力糾正西方對印度的誤解，恰塔吉則努力展現一個「可能的印度」(A Possible India)。恰塔吉在《被治理者的政治》一書中指出，僅僅從「單一現代性」出發，輕蔑地將存在於大部分世界中的「大眾政治世界」(the world of popular poitics)視為第三世界貧民區或阿拉伯街道而置之不理，這既是愚蠢的也是不負責任的(註2)。

基於此，恰塔吉拋棄了安德森(B. Anderson)所建構的「普遍－同質－線型－公民權利」的民族共同體模式，因為這個模式並不適合東方社會，也無法真實描述世界上更大區域的政治生活。對於東方後殖民國家來說－恰塔吉把它稱為「大部分世界」(most of the world)，亦即未曾直接參與現代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演進過程的那些區域－所謂「民主」，還只是一個「治理」(governmentality)。這裏所謂「治理」不同於全球化理論的「全球治理」、「無國家政治」、「非政府治理」等等，而是指為了便利於或有助於行政統治而採行的知識和技術系統，而所謂「治理者」，也不是指「全民政府」，而是各種「人口處理機構」。恰塔吉把這種以「非公民身份」作為治理對象的政治稱為「被治理者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governed)。

「被治理者的政治」不同於西方以「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為基礎的民主政治，而是以各種差異－宗教、種族、語言、文化、階級、性別－為異質性要素的政治。恰塔吉把它稱之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以區別於西方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

民主政治vs.治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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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將天賦－而不是後生－的人權：自由、平等、產權……等等，訴諸於每一個無差別的、均質的、一視同仁的「公民」之上。在此意義上，民主被視為一種無論在任何空間、地點或時段，人人都能享有的普遍的公民權利。這種模式塑造了一種將時間空洞化－因而也必然抹除社會演進之時差與空間分佈之落差－的同質性空間；而所謂「民族」就是在此空間中生存與發展的公民群體。在這種共同體之中，每一個成員都以一種「共時性」體驗著超出親身接觸以外的匿名性團結，並享有彼此認同的民族身份(nationhood)。然而，恰塔吉認為，安德森的「同質空間」本質上是一種「資本的烏托邦時間」，只是現代生活時空結構上少數人的想像維度，而不是真實空間，因為世界上的多數人並非真正生活在這種想像空間之中：

現代生活的真實空間是異托邦(heterotopia)構成的……。在這裏，時間是異質性的、非均勻分佈的。在這裏，即使工業勞動者也並非全部內化資本主義的工作紀律……。政治在這裏並非對所有人都意味著同一件事情(註3)。

通過對印度史詩、多重民族誌、種姓制度中「賤民」(Dalit, the Untouchable)階層和「非資本化勞動者」真實生活的考察，恰塔吉不得不承認一種後來被廣泛稱為「後殖民史學」－「庶民研究」加上「治理政治」－的研究典範。這個典範不是建立在反對西方意圖將東方均質化與吸納化的「東方主義」框架之上，而是根本承認東、西方社會不可通約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是建立在區分「西方公民」和「東方臣民」的身份差異、區分「西方憲政民主」與「東方治理政治」的演進差異之上的。「我們在此遭遇到了一個對立，以大眾主權的崇高政治想像為一方，以治理行為的平凡行政現實為另一方；這是同質性民族與異質性社會之間的對立」(註4)。

例如，印度「賤民」的存在，說明了後殖民政治主體並非憲法規範和公民身份定義的對象，而是一種「臣民」；而鄉村工人與城市手工業者也不是西方眼中的「勞工」(workers)，而是一個人口統計學的「範疇」和行政管理上的「單位」。試想，在一個充滿異教衝突與等級制度，在一條街上開著麥當勞速食店而對街卻擠滿流動攤販的城市裏，我們如何指望一種「大眾平等」的民主制度？我們又如何期待一種教育普及、資訊平等的參與型政治？在這種異質的政治社會－存在著最大多數人口還處於法律邊緣的弱勢群體，還有待成為「民族公民」(national citizens)身份－中，民主根本不是「想像」(imagination)，而是「空想」(dreams)。

理解政治社會

「政治社會」的政治不是採行西方的「選舉－民意」政治，而是一種「中介∕動員」的政治。這裏所謂「中介∕動員」是指有別於「代議」的、形成於議會論壇之外的、以動員其他居民、意見領袖、特定政黨為媒介，通過人口上的數量籌碼和利益談判所形成的「策略政治」。「治理行為總是在一個異質社會領域內運作，在各種各樣的人口群體中運作，通過各種各樣的策略運作。在這裏不存在公民身份權利的平等和普遍的行使」(註5)。

然而，正如恰塔吉的實證研究顯示的，儘管諸如賤民、難民、無地農民、流浪者、城市貧民等等，在「政治社會」中總是處於非人、非法待遇，但是在人口群體與治理機構之間，依然可能通過一種「動員－談判－政策」的準制度性效果而達到妥善的安排。恰塔吉旨在論證，政治社會依然具備運行有效的機制，而不全是西方眼中落後、無能的狀態。如果能夠拋棄西方現代性的優越感，正視並理解大部分世界中被忽視的大眾政治形態，一種「異質－共存」的多元理解價值就可以產生，其不僅可以避免「911」的重演，也有利於從「大部分」到「全球」之世界和平的實現。

註1：Partha Chatterjee,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范慕龍、楊曦譯，《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種衍生的話語？》，南京，譯林，2007，頁238
註2：Partha Chatterjee, Reflections on Popular Politics in Most of the World, 田立年譯，《被治理者的政治》，桂林：廣西師大，2007，頁2
註3：《被治理者的政治》，頁8
註4：《被治理者的政治》，頁43
註5：《被治理者的政治》，頁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