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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左派》走了阿里巴巴，留下40大盜！─帕薩．恰塔吉「後殖民史學」（上）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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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4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四, 2008-01-10 22:42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作為南亞歷史與「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主要的研究代表，印裔美籍學者帕薩．恰塔吉(Partha Chatterjee, 1947－ )長年致力於「亞洲後殖民性」的研究。然而，恰塔吉的研究並不侷限於區域歷史或文化政治，而是在超越東、西方界域之後進入超國家的「世界文化」研究。這裏所稱「世界文化」旨在超越和解構「西方文化」－一個帶著「啟蒙－殖民－霸權」之斑斑血跡的西方統治文化。恰塔吉理論令人激賞之處在於，他指出了東方民族自身被殖民、被決定、被統治的原因與命運，他呼籲重建一種「大眾底層的公民社會」－有別於西方資產階級公民社會－藉以改寫、重訂和自塑自己－東方民族－的命運。

解構「權力論述」的民族敘事
基於對「民族敘事」(national narration)的懷疑與批判，恰塔吉始終把民族敘事看成一種權力論述。這種「民族－權力論述」，作為一種歷史虛構與演繹，是指不斷運用種族優越、階級先鋒、國家中心、宗教至上、文明先進等等「敘事元素」，藉以建立統治之合法性與必然性。早先，在《歷史與民族》一文中，恰塔吉通過對「古印度史」的批判考察，特別是通過以達里尼查仁(Tarinicharan)為代表的「印度教知識份子」的歷史敘事策略，指出了印度自身的「民族敘事」是如何受到殖民者(英國)對印度之「異族敘事」的影響來書寫自身的歷史，進而誤蹈「自我殖民化」的過程(註1)。然而問題不止於此，西化的印度精英所操作的敘事策略，除了複製西方歷史編纂學上「二元等級論」的典範，而且還進行一種在殖民想像框架下的本土操作和演繹，亦即「本土殖民邏輯」。實際上，這種敘事策略還將印度教塑造成「國教」，將具有雅利安血統的印度教徒打造成「優秀民族」，並在抹除印度其他族群特性與差異之下，建立了印度教徒主導的「階級－國家」政權。恰塔吉旨在揭穿民族敘事表面的神聖化和偽裝性，因為歷來以「仿西方中心」為基調的民族敘事既不純潔，也不公正，無不都在利用各種修辭、虛構和篡改，以建立敘事階級自身的統治權與合法性。

這種被稱為「精英史觀」的民族敘事，其與西方史觀的「複製－共謀」關係，不僅延續了殖民統治的後勁或續篇，而且還說明了後殖民社會「內部－二次殖民」的來源，這使得我們習慣將「民族主義」視為「反殖民主義」的觀點，遭到了質疑和挑戰。如果說民族主義一向是被定義為「反對外來統治」，那麼這裏所謂的「民族敘事的複製性與共謀性」就有兩個涵義，一是指在與一個龐大敵人的鬥爭中完全學習並借用了敵人的「敵對性」，也就是完全接納了「敵人－英雄」對「自己－土匪」的界定；換言之，這種反殖民主義的對立，依然是在敵人有關自己的認識論體系中展開，並且完全延用了敵人的語彙、敘事與判斷，並與敵人分享著相同的再現結構，運用相同的理論框架。對此，恰塔吉說道：
民族主義思想接受和採納了以「東方」和「西方」之間的差異為基礎的同一種本質主義概念，接受並採納了由先驗的研究主體所創造的同一種類型學，並由此而接受和採納在西方科學的啟蒙時代所建立的同一種認識的「客體化」過程(註2)。

然而，民族主義思想畢竟不同於薩依德(Edward Said)意義下的「東方主義」。在東方主義之中，作為西方本體論和認識論之「他者」的東方民族，是被西方認識論所界定和認識的，是被西方普遍理性所理解和任意擺佈的。但是民族主義思想則不然，它自認是獨立的、主動的、創造的，於是就形成了所謂「複製－共謀」的第二種涵義，那就是民族主義可能複製一個「本土殖民政權」，一個模仿並繼承先前統治者的統治形式來統治自己國內人民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一句話：趕走了一個阿里巴巴，留下了40個大盜！

一個以反壓迫、爭獨立的民族主義運動，竟然接納、延襲、繼承了殖民主義的權力論述與壓迫邏輯，這就是恰塔吉常說的「民族主義的弔詭」。問題是，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沒有殖民者的殖民統治」？是不是客觀存在一種「卑賤的民族性」，使得擁有這種自卑性格的民族，命中註定被壓迫、被歧視？是不是因為客觀存在一種「東方劣根性」，使東方民族因為無法與西方文明並駕其驅，因而註定落後、挨打？當然不是！問題在於，人們「誤信」了西方的現代性，人們以為只要照搬西方的科學、理性、工業與文明，東方民族就能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實際上絕非如此！通過對甘地未能實現之政治理想－徹底反對西方現代性和進步主義觀念－的闡釋，恰塔吉指出了這一難題的答案：
實現自由的目標並不能通過為民族建立一個新的現代文化來完成。對甘地來說，恰恰是因為印度人受到現代文明耀眼光輝的誘惑才使得他們成了附屬的人民。而使他們保持附屬地位的原因就是印度人的領導階層接受了所謂文明的好處。的確，只要印度人繼續沉緬於現代文明「進步」性質的幻覺之中，他們仍將受到「沒有英國人的英國人的統治」……(註3)。

追求「我們的現代性」
在《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一書中，恰塔吉努力闡釋這種「殖民複製」的危害性。恰塔吉指出，1947年印度獨立後，以甘地主義為代表的民族主義事業，遭到了踐踏和綁架。在資產階級精英的領導下，民族主義被簡化為「建立國家」(nation building)，這些「西化精英」意欲在仿製西方憲法原則和科學管理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歐式－印度」國家。這個國家實際上是英國政府的印度分身，只是一個由印度本地人負責管理的「新－東印度公司」罷了。在恰塔吉看來，在「進步」和「現代化」的宏偉訴求之下，印度的民族主義目標已被建構成一個淩駕在社會碎片之上集權主義式的「中心國家」；而脫離了宗教政治形式的世俗主義和原封不動地從西方搬來的啟蒙理性主義，則變成了後殖民國家的意識形態的兵工廠，成為再製內部殖民和延續一切舊有壓制的來源。

恰塔吉之所以致力於民族敘事的研究，並呼籲重新思考資產階級「反殖民民族主義」如何複製了殖民主義不平等的權力等級關係，不僅為我們解說了為什麼民族主義最終走向了原旨教義主義和恐怖主義，也試圖證明「歷史敘事權」的爭奪在民族演進過程的重要性。然而，恰塔吉的貢獻還在於，他通過批判西方如何經由後殖民知識份子的知識轉譯和心理動員來滲透西方文明的支配性，藉以鼓舞人們將歷史眼光轉向被忽視的庶民階層。除此之外，恰塔吉還通過對民族敘事中權力運作軌跡的細膩描述，表達了殖民主義的禍害尚不止於軍事破壞和經濟掠奪，更在於一種「現代性的移植」。這意味著殖民主義從來沒有真正的遠離或消退，現代性依然以戴著普世價值的面具在「全球化」的框架裏四處漫延。面對這種「繼續殖民」(continued colonialism)－不只是「後殖民」－的處境，它催促我們必須走向真正的「心靈解殖」(spiritual decolonization)－拋棄單一現代性－不只是「後現代性」－追求「我們自己的現代性」。(待續)

註1：Partha Chatterjee, 「歷史與民族」，載許寶強、羅永生(選編)，《解殖與殖民主義》，北京：中央編譯，2004，頁1-32
註2：Partha Chatterjee, 「甘地及其對市民社會的批判」，載劉健芝、許兆麟(選編)，《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編譯，2005年，頁82
註3：《庶民研究》，頁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