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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古典共和主義

　　共和思想源遠流長，共和實踐古已有之。古希臘的斯巴達、雅典等城邦，古羅馬，還有中世紀義大利的威尼斯、佛羅倫斯、熱那亞等城市國家，都曾是著名的共和國。其中備受古代思想家稱讚的，有斯巴達、羅馬和威尼斯。從古希臘到英國革命，思想家眼中最理想的政體系“混合均衡政體”（mixed constitution，balanced constitution）。在有的思想家如馬基雅弗利那裏，“混合均衡政體”是共和政體的代名詞；斯巴達、古羅馬及中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被思想家們視為“混合均衡政體”的典範。所以，要把握共和主義的精髓，不能不從混合均衡政體、從混合均衡政體思想入手。

　　“混合均衡政體”是社會幾個基本成份共同組成政府、彼此制衡的一種政體。斯巴達有兩個國王，有由28名60歲以上的貴族組成的元老院及全體成年男性參加的“公民大會”。國王主持城邦的會議和祭禮，負責對外戰爭；元老院是決策立法中心，並有權監督國王：“公民大會”選舉官員，批准元老院提案。羅馬共和國的主要政府機構有元老院、執政官和民眾大會。元老院是最高決策機關；執政官是國王的替代物，行使軍事、行政、司法權；民眾大會選舉執政官等官員，其中的平民大會後來還取得了通過與元老院決義效力相等的議案的權力。此外，還有專門的保民官，可以否決執政官侵犯平民利益的政令。但是，無論斯巴達還是羅馬，都是貴族共和國，大權控制在貴族手中。羅馬共和國到了後期，由於平民在與貴族的鬥爭中取勝，加強了民主成份比例。

　　儘管斯巴達、羅馬等是貴族共和國，它們畢竟有正式的制度措施試圖平衡各方面利益，因而比君主制、寡頭制更合乎正義。古代社會的突出特點是等級制，所以貴族性混和均衡政體顯然也適宜於當時的社會情況。此外貴族比較珍惜榮譽、講究德行；貴族有充分的閒暇和條件投身鑽研公共事務，更容易在管理上表現出高度的智慧水準。就管理的智慧水準而言，正如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所說，“歷史上凡是在管理事務中以持續的智力和魄力著稱的政府一般都是貴族制”，而“通過許多世代顯示出高度統治才能，並按照確定的政策原則行動的貴族政體，只有羅馬和威尼斯的貴族政體。”（1）斯巴達、羅馬等著名的貴族共和國在保持政治穩定上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無疑與上述因素有直接關係。其中斯巴達共和國延續了800年之久，羅馬共和國近500年，威尼斯共和國在同時代的小共和國曇花一現後仍如日中天。它們的實踐為古典作家探索政府形式提供了開眼界的材料，刺激了思想靈感的產生，對西方政治學說、政治文明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柏拉圖開始經由亞裏斯多德、波利比阿、西塞羅、馬基雅弗利、湯瑪斯。阿奎那、韋爾傑裏奧等人，推崇混合均衡政體一直是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不息的主流。柏拉圖在晚年從哲學王政府的盡情冥想中回到現實中來，認為切實可行的最好政體是將君主制的智慧和民主制的自由結合起來的政體。（2）亞裏斯多德主張將民主制與寡頭制結合起來。他說這樣構成的國家強烈傾向于民主制時就叫自由國家，強烈傾向于寡頭制時則是貴族政體。兩者中貴族制更好，因為美德、財富和自由都得到了代表。（3）波利比阿研究歷史發現，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每一個都會走向敗壞導致動盪，陷入一個取代另一個的迴圈之中。他認為“最好”“最穩定”的政體，是這三種成份適度結起來的政體。（4）西塞羅沿襲了波利比阿三種政體相互迴圈的思想，這樣稱讚混合均衡政體：它融匯了“君主對臣民的父愛、貴族議政的智慧和人民對自由的渴望”。（5）

　　從斯巴達、古羅馬等共和國的實踐，從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等作家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初步認識混合均衡政體的可貴。但要充分揭示共和的理念與精神，尚有待我們向更深處發掘。首先不妨探討一下“共和國”的詞源意義。 “共和國”一詞的英文是“Republic”，它來源於拉丁語“res publica”，“res publica”的字面含義是“共同的事業”、“共同的產業”。 英語國家經常用以指稱“共和國”的又一個詞是“commonwealth”，其字面含義是“共同的財富”。此外，英文“republic”，除指“共和國”、“共和政體”外，還指“任何其成員享有平等權利的團體”。十分明顯，這一含義當是晚近才引申出來的。古代混和國家建立在社會等級的基礎之上，只承認各階級都有參與政府的權利，沒有各個個體一律平等的觀念。不過，在以階級為單位參與政府同個人平等參與政府之間，難道沒有任何傳承關係嗎？當我們心曠神怡地面對江中清澈的流水時，難道不會對其源頭發出由衷的讚歎嗎？

　　古典共和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強調“公民美德”、“公共利益”。亞裏斯多德在其光照古今的《政治學》中就曾辟專章討論了一個好公民是否需要有不同於一個好人的特殊品德，政府官員是否需要有不同于普通公民的特殊品德。關於什麼是公民美德，思想家們並沒有統一不變的界定。大致說來，公民美德可以定義為關心公眾意願和公共目標。 （6）在思想家們列舉的各種公民美德中，他們強調最多的是克制私利服從公益。美國政治學家卡斯。R.森斯坦寫道：“對於共和主義者來說，政治的任務首先是審議……他們認為人民通過討論能夠以他們作為公民的身份避開私利並從事於謀求公益。”古典共和思想家不厭其煩地提倡克已奉公的美德，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他們面對的一個慘痛的教訓是，許多共和國在無休止的派系紛爭中走向內亂、衰微和滅亡。（7）不妨先在早期共和實踐與理論的基礎之上對共和所蘊含的理念與精神先做一初步概括。我認為共和的基本觀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用，是和平、溫和、平衡。共治、共用即社會各成員、各集團、各階級都享有參與政府的權利，平衡彼此的利益，共用政府的保護與服務；共有，即國家不得成為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的私產，不得成為任何個人、集團、階級壓迫其他個人、集團、階級的工具；和平、溫和即各個成員、集團、階級放棄暴力和強權，依照正義的程式與秩序，通過商議、妥協、制約解決彼此的利益和趣味衝突。共有是共治、共用的邏輯前提，但共治是共有、共用的政治前提。現實地看，沒有共治便不會有共有、共用。沒有共治，也不可能有持久或可欲的和平。

　　雖然古典共和國的實踐有許多不如人意之處，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共和的基本觀念和精神進行上述概括。正是這些基本觀念和精神，使一些今天看來並不理想的古代共和國，在眾多專制國家的襯托下煥發著奪目的光芒；使共和不僅屬於古代，更屬於現代和將來，隨著人們的覺醒而獲得了日益強大的生命力。以人權為原則實行法治的現代民主共和國，更好地體現了這些觀念和精神，因而將人類歷史劃分為古代和現代。這些觀念和精神彌久而愈新，可以成為人類永恆的政治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