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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文學和文學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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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一年九月


記憶文學和文學記憶──讀張辛欣自傳體小說《我ME》 

作者:萬之

  近兩年,每有機會向北歐讀者演講當代中國大陸文學,我的側重都不是詩歌、戲劇或者虛構的小說,而是所謂「非虛構文學」(non-fiction literature)。我認為這類文學在當代中國大陸文壇越來越精彩豐富而且值得重視。其中包括報道紀實作品,例如楊繼繩《墓碑》和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等等,也包括憶舊散文、回憶錄、自傳、日記以及本人口述別人實錄的文本,我稱為「記憶文學」,例作有幸存老右派撰寫的《往事微痕》、章詒和《往事並不如煙》與《伶人往事》、北島《城門開》、余華《十個詞彙裏的中國》等。之前史鐵生《我與地壇》、徐曉《半生為人》、江青《往時、往事、往思》等也屬於此類佳作。《記憶》雜誌已經成為這類文學的重要窗口。查建英編輯《八十年代》中一批當代文化精英重溫舊夢,北島和李陀編輯《七十年代》中韓少功回憶文革中有關書籍的故事,都是頗有可讀性的「記憶文學」篇章。

「記憶文學」的升級版

  張辛欣最近出版的「自傳體小說」《我ME》為這類「記憶文學」又提供了新一代的精彩版本,是久違的小說家給我們一個新的驚喜。這裏我借用電腦軟體標示升級換代產品的方式,如果說過去我讀的是「記憶文學」1.0或2.0,那麼《我ME》就升級到「記憶文學」3.0甚至4.0了。我已經決定在今年六月舉行的北歐漢學家協會年會上用這部「記憶文學」的最新版本作為自己的演講題目。我還要提醒聽眾注意,文革之後大陸中國當代文學的「記憶文學1.0」版其實也是張辛欣創造的,那就是八十年代由她完成的《北京人》,當時也翻譯成各種北歐語言,雖然不是她個人的「記憶」,是她記錄的一百個中國人的口述「記憶」。《我ME》實際是這位女作家創作道路的自然延續。

  「記憶文學」是以本雅明所說的個人的「生活過的經驗」為基礎,因此和所謂報道紀實文學不同。報道紀實文學的作者多半是記者,個人沒有那樣「生活過」,是通過採訪、查閱和筆記錄音收集寫作材料。「記憶文學」則是個人追述、回想和記憶過去,試圖復原曾經有過的歷史事件和人物,如泛黃而模糊的老照片重新顯影,如離鄉背井的人再回老家,探望過世的親友亡靈,也面對過去的自己,是作者的自我「招魂」。在大陸主流文化刻意遺忘某些政治歷史時期的時候,「記憶文學」有抗拒遺忘、為歷史作證的特殊意義。

  「記憶」是個人「生活過的經驗」,那麼閱歷經驗越豐富多彩,「記憶」就越奇異不俗。張辛欣的家庭背景和個人經歷都不同凡響。她的父親是隨中共奪取政權而進北京的高級幹部、軍隊作家,也是編寫中共「記憶文學」《星火燎原》叢書的主要人物,還受過林彪事件的牽連。母親背叛大地主家庭投身革命而成為中共新聞工作者,曾與被迫害致死的右派林昭為北大同窗,亦經受過政治風暴衝擊。在這本自傳體小說裏,作者「記憶」了自己從京城高幹子女學校寄宿生、北京胡同頑童到文革紅衛兵、北大荒知識青年、軍隊女兵、醫院護士,最後走上文學藝術創作之路而成為一個女作家的前半生。由於作者本人幾乎一直生活在風暴不斷的政治中心,見證了那個時代的各種政治運動和事件,獨特不羈的個性也與現實不斷碰撞而產生火花,外加走南闖北,見多識廣,因此她的「記憶」本身就成為一種傳奇,一部史詩,既是個人的故事,又是幾代人的故事,映射出的是國家的歷史。

  但「記憶」本身其實不等於歷史,而是記憶者當下的實際心理活動,反映當下的思想情感和知識結構,和所記憶的個人生活和歷史事件還有相當巨大的距離。作者是在這個距離之上構建式記憶的「經驗範式」(experiential modalities,亦出自本雅明的說法)。我所說的「記憶文學」的不同代版本,其實就是這種「經驗範式」的不同。它的升級就是「經驗範式」的升級。較早的「記憶文學」文本,「經驗範式」都比較單一。時間上就如現代交通的單行道,只是一個方向,是作者從「現在」回到「過去」;空間上也不外是個人生活過經驗過的外在環境。這其實也是普通人的心理記憶範式,而作者寫成文字,雖然也有寫得好看好讀的,卻只不過是比普通人更有文采而已,但記憶範式沒有什麼區別。

全景式的記憶

  《我ME》打破了以往比較陳舊單一的「經驗範式」,是「記憶文學」第一部多維同構的語言藝術作品,也是一部標誌性的重要作品。它有複調的結構,多向的?述,變化的語感,正如作者自己寫道,是「多重故事!多重歷史!」它的「經驗範式」不是單行道,也不只是雙行道,因為還對應?作者的美國丈夫斯蒂夫的異族文化記憶,從而成為一座多向多層的立體交叉橋。時間上作者不僅從「現在」走向「過去」,又從記憶中「過去」進入了更「過去」的歷史、傳說、神話和史詩,也可以從「過去」走向「現在」,甚至走向「未來」;空間上,可以從中國觀望西方,也可以從西方回望中國,有橫向的中西文化比較和記憶對照:不同的音樂,不同的閱讀書目,不同的成長和反叛,不同的離家出逃……。這是一種全景式的記憶。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在西雙版納大林莽中奔走的北京醫療隊小護士「我」,在一個國民黨老兵傷殘的胳膊上就能「看到」二戰的故事,也能「看到」未來的電影《巴頓將軍》,還能「看到」自己當時不會意識到的丈夫,「看到」自己未來的閱讀,「看到」「康拉德黑暗之心的深處」,「看到」吉卜林的叢林故事。

  自傳是作者以自我為描寫對象的文字,有如畫家的自畫像,區別是比畫家和畫像的時間距離更遠,是一個當下的「我」記憶?過去的「我」。以往的「經驗範式」中,這兩個「我」多半是儘量重合的,記憶者和被記憶者之間的距離被努力消解。借用《我ME》中的隱喻來說明這類記憶範式,那就有如中國人做麻婆豆腐,「靠記憶夠了」(頁一?八「吃與記憶」)。中文的「我」本來也不分主格和賓格,形式上一體。這樣的記憶,在審美上很容易成為作者的自戀自怨自艾,甚至進入自愛不自持的納西西斯情結:為了擁抱文字水影中的自我,作者也會跳進去自溺。

  《我ME》則保持了記憶之「我」和被記憶之「我」之間的距離。英文「我」的賓格「ME」在這裏不單是如今中文書也流行的書名加英文翻譯,而且突顯賓格之「我」和主格之「我」的對立(否則也可以翻譯成主格的「I」)。又因為「ME」是小說中另一文化記憶的語言符號,也是新生代的符號,具有對比的象徵意義,在書名中也不可或缺,所以我認為書名不能單用中文說成《我》,必須說是《我ME》。作者把自我推到賓格的位置去看,而且從中國文化之外去看,置身自我的「廬山」之外去看,倒是更能識別「廬山真面目」。

  《我ME》中的這種距離使作者對記憶中的「我」不是自戀自愛,而是保持?一種自省和審視的姿態,例如對於自己當年做小紅衛兵抄大右派章乃器家的造反經歷,就有一種清算的態度。對於歷史,作者在這部作品裏就提出過自己的疑問:「靠記憶夠了嗎?」因此,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不僅是「記憶」,也不斷提出各種追問,要追問這些記憶?的人生經驗都是為什麼?憑什麼?

具有文學高品味的記憶

  這種距離同時也是必要的審美距離,作者可以有更大空間來調整語言結構,進行藝術創作,也就是把以往的普通記憶範式提升為更高層次的審美記憶範式,也就是「文學記憶」。它的意義不僅在於作者「記憶」了什麼,還在於作者如何寫出「記憶」,使「記憶」具有文學的高品位。有些人的自傳只是自傳,和文學無關(在歐洲的書店裏都不陳列在「文學類」書架而是「傳記類」書架,例如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或張戎的《鴻》)。但是《我ME》作者作為成熟的文學家,自然不滿足於這種非文學的自傳範式,《我ME》因此不僅是自傳,且明確是小說,講究?事方法和藝術,在「非虛構」的真實中又講究虛構的力量。張辛欣自己接受某記者採訪時說過,「自傳小說怎麼寫,有各種方式,甚至完全不必是『真實』的,全部虛構的。但是我這本書寫的基本點都是真的。小說的虛構力,在我看來十分重要,能給出『真實』更為靈動的呈現。這是『藝術方法』對自傳真實性包括你所說的『真情性』的重給力。」

 《我ME》因此把中文的「記憶文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不論在文學和藝術方面,還是在審美和哲學方面,都達到一個新的境界。張辛欣是我北京中央戲劇學院的老同學,又和我一樣遠走他鄉,在世界文化中流浪,我們有不少共同共通共鳴的「記憶」,能看到老同學如此升級,為我們開闢一塊文學新天地,不能不感到欣喜。

  (作者是定居瑞典的中文作家、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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