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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辨證地看待兩種社會發展模式的長期共存
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成果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遭遇空前危機、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具有付諸實踐可能性的時候，破土而出，星火燎原。從而形成兩大生產關係類型互相競爭、互相促進的歷史景象。
在人類歷史上，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按照通常的說法，包括亞細亞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分別有著交叉共存、互相影響的情況。現在，社會主義社會成為參與世界各種社會形態互動格局的嶄新一員。
由於自然地理位置的限定，在資本主義旋風尚未覆蓋全球以前，世界各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各種社會形態，各自得以相對獨立地發展、演變。但是，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市場全球化的進展，社會形態的差異性越來越被消滅，人類全體被迫接受資本主義的降臨，難以行使另外的選擇。 “……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生活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繫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由此可見，人們所達到的生產力的總和，決定著社會狀況，因而，始終必須把‘人類的歷史’同工業和交換的歷史聯繫起來研究和探討。”（恩格斯：反杜林論）

二百年來的世界歷史表明，勞動異化隨著世界市場的成熟而加劇，個人越來越受製于世界市場力量的支配，並形成階級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以及東西差異、南北差異。由於資本主義擴張在地域上的的普及性，在社會關係上的支配性，勞動異化、人的異化成為全人類的普遍經驗。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因應這一事實而進行反作用的共產主義運動，有可能造成全新的事實，給予人類另一種普遍經驗──全人類的解放。“單個人隨著自己的活動擴大為世界歷史性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對他們來說是異己的力量的支配（他們把這種壓迫想像為所謂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擴大的、歸根結底表現為世界市場的力量的支配，這種情況在迄今為止的歷史中，當然也是經驗事實。但是，另一種情況也具有同樣的經驗根據，這就是︰隨著現存社會制度被共產主義革命所推翻，以及與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義的私有製的消滅，這種對德國理論家們來說是如此神祕的力量，也將被消滅；同時，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型態）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明︰“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衣冠文物，和資產階級所有製關係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係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係的阻礙；而它一著手克服這種障礙，就使整個資產階級社會陷入混亂，就使資產階級所有製的存在受到威脅。資產階級的關係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資產階級用什麼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1929年爆發的經濟危機，精確地印証了這一論斷。為了應付危機，資產階級政府一方面採用了僭越私有製的方法，由國家出面行使配置資源的部分功能，以消除市場自動調節所導致的失序，這以美國的新經濟政策為代表；另一方面採用擴大海外市場、整軍備戰刺激生產的方法，飲鴆止渴，這以德國所謂的民族社會主義為代表。
20世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有發生，仍然依靠拓展海外市場、推進產業換代、加強國家基礎建設與軍備消費等方法來治療。消滅生產力（解雇工人、廢置設備以停止生產）、消滅產品（銷毀庫存產品）等摧殘人類勞動的粗魯做法，一直沿用至今。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權宜之計，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固有矛盾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形態行將交替的歷史時期，兩種社會形態必然發生一定的矛盾運動。

一方面，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激發，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局部改良、社會大眾生活狀況不至於極度惡化的根本原因。一些自由主義者天真地以為，資本主義天生具有自我改良的機製；殊不知，與此有關的自由主義理論，在整體上只是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事后詮釋。資本主義既沒有自我改良的天然機製，也沒有有關的自覺理論與意愿。現實力量的衝擊，才是一切社會存在得以改進、發展的根本動力。
另一方面，由於既成事實的社會主義，並非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后的自然衍變，而是人為的創造、利用，有著一些天生不足的地方，尤其是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尚不充分。因此，對于資本主義應當釋放的全部生產力，需要借鏡資本主義的繼續發展情況。
造成這種矛盾互動局面的根本原因，一是資本主義生產力仍有發展餘地，二是資本主義的腐朽性已經充分暴露，人們有了消除勞動異化、解放人性的急迫需求。這使得共產主義運動與資本主義改良，得以同時進行。“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架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模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係或財產關係（這只是生產關係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胞胎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
一些資產階級理論家，對于資本主義有著精譬的見解，但是無一例外地局限于資本主義本身的視野，不能正視勞動異化的現象與實質，不能為社會形態的變革提供理論指導。從他們的理論與現實作用，反倒可以看出，任何一種理論，必須服從實踐的需要。
馬克斯?韋伯以基督教革命后形成的新教倫理，來詮釋資本主義茁壯成長的意識形態背景。究竟是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提供溫床，還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突破封建政治與宗教、意識型態的羅網，催生了新教倫理？對這一問題的判斷，取決于各人的哲學與階級立場。新教倫理一旦形成，就會與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互相作用，這是基本的事實。
哈耶克以自由主義詮釋資本主義經濟規律，兼及政治制度與人性哲學，成功地預言了蘇聯人為理性計畫體制的失敗。他早年宣稱其理論沒有階級性，但是到晚年，卻承認其理論實際上具有階級性。
凱恩斯的新經濟政策理論，曾經給予美國一種擺脫經濟危機的出路；這種國家干預的理論、政策，不符合自由主義關於經濟發展的理想，乃至被視為某種社會主義。值得思考的是，凱恩斯晚年放棄了這一臨時實用的理論。
馬克思預言的“另一種情況”，即共產主義革命以及與之相應的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消滅私有製，現下只得到部分實踐驗証，尚未成為完全實現了的世界歷史。
一方面，基于當今世界國家林立的事實，無產階級的鬥爭必須以本國為基本舞台，難以組織全世界的共同革命。“如果不就內容而就形式來說，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首先是一國範圍內的鬥爭。每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當然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資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另一方面，作為資產階級專政機器的各國政府，在聯合起來對付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方面，有著當權的既成力量與天然優勢。俄國十月革命曾經遭遇全世界資本主義的聯合反對，二十世紀許多國家的社會主義進程都遭遇過資本主義陣營的阻撓。“一個國家裡在資產階級各個成員之間，雖然存在著競爭和衝突，但資產階級卻總是聯合起來並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本國的無產者；同樣，各國的資產者雖然在世界市場上互相衝突和競爭，但總是聯合起來並且建立兄弟聯盟，以反對各國的無產者。”（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波蘭的演說）
為了奪取國家機器，變革全部生產模式，需要採取一些實際的革命措施，如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公有製、計畫經濟體制。這些革命措施的實踐，並非一帆風順，需要長期艱巨的探索。共產主義運動在一些地區、一些時期遭遇挫折，乃是歷史必然。“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裡當然會是不同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不管怎樣，基于生存與發展的自然需要，人們必須對于各種異化現象採取行動。鬥爭的核心價值，是獲得生活的自主權。財產所有權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社會權力，是消滅勞動異化、解放人性的關鍵原素。“總之，共產黨人到處都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在所有這些運動中，他們都強調所有製問題是運動的基本問題，不管這個問題的發展程度怎樣。最後，共產黨人到處都努力爭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無產階級必須利用國家機器，對一切社會資源進行巨視調控，保證經濟發展為工農大眾服務的大局。在這一前提下，對于是否使用以及怎樣使用暴力、怎樣實現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轉變，對于怎樣改造所有製、實行自主而富有活力的經濟營運模式，需要因地製宜地探索。
“冷戰”在20世紀90年代出現重大轉折。以蘇聯為首的大批社會主義國家，放棄社會主義模式的實踐，改行資本主義市場體制。這究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失敗所致，還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模式所致？抑或是其它原素所致？
科學社會主義是高屋建瓴的理論體系，是具有階級立場的鬥爭工具。它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已經成功地指導了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但是，作為一種理論或理想，一旦運用于具體的社會生活，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時代情勢、國家道統等方面的烙印。
二十世紀主要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經濟比較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封建國家發展起來的。社會主義的實踐，對于這些國家跨越一定的社會形態階段、進入現代工業社會，發揮了富有成效的作用。蘇聯從最落后的資本主義國家兼封建農奴國家，發展成為世界超級大國，並帶動了東歐一些國家的歷史巨變。中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成為基本現代化的國家。
但是，這些國家原來的封建主義的政治道統，使得其政治生活難以民主化，使得官僚主義與腐敗問題相當嚴重。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與經濟體制，與沒落的封建權力意識容易結合，使得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難以與時俱進。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缺乏、建設者素質不夠全面，使得教條主義錯誤容易發生。因此，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轉軌，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失敗，不如說是背離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要求、背離為工農大眾服務這一宗旨而導致的失敗；與其說是公有製經濟的失敗，不如說是教條主義影響下的某些計畫經濟模式的失敗。
現下，對于社會主義實踐歷程驀然回首，我們獲得了許多經驗教訓。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仍然正確，而對于這些原理的具體運用謀略、制度建設、技術工具，容易出錯。二是許多工具要素，如計畫經濟手段、市場經濟手段，不限于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而是一定時期的公用工具。
工具理性問題。實踐經常迫使人們更換自己的工具。有時現實的壓力如此之大，彷彿可以為了工具而工具，使工具成為導致人的異化的幫凶。因此在對待工具時，應該辨証地看待工具理性。人的現實需求是工具的真正理性、價值；在實踐過程中，既要發揮工具的最大理性（最大價值），又要確保這種理性仍是人的理性，而不至於異化為非人的不受控原素。一定程度的計畫或市場，具體經濟流程中的公有製、私有製或混合所有製、社會所有製的設定，資產所有權的界定、運用，都是人們調節社會資源的工具，都應以不侵害人的自由存在為前提，都應服務于人的解放。
經濟規律，是在經濟活動中總結出來的、為人們服務的實踐工具，而非抽象的、遠離人性的先天法則。自由主義者所信奉的自由市場的制度功用，應當為人類所用，但不應當損害大眾根本利益。
在資本主義勃興的一定階段，市場調節自然促成了社會人群的兩極分化，結果是，生產極為發達，而大眾極為窮困。這種有利于生產、卻不利于大眾的純粹市場機製，我們用來干什麼？簡單化地推展這樣的社會體制，難道不是對大多數人、同時也是對人類本身的踐踏嗎？
因此，經濟規律的運用，必然要顧及階級、人群的利益、立場，不能本末倒置地將大眾置於“工具理性”的壓迫之下。我們尊重、利用一切規律，但以“利益大眾”、“人類進步”這一前提為限。
在自由市場的運作中，個人的貢獻度（尤其是資本利用方面）常被過分誇大，而社會合作方面的貢獻度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顯然違背了人的社會性本質。 “人的本質，不是每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
個人自我實現的前提，應當是其社會性的實現，即作為人之“類別”屬性的實現。經濟領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舞台，這裡面怎么能夠對于人的社會性視而不見呢？為了個人、小團契的經濟利益，而忽視人的社會屬性的一面，正所謂“見利忘義”。“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馬克思和恩格斯︰共產黨宣言）這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人本基礎，即透過解放無產階級而解放全人類。
馬克思將一生的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他發現的勞動生產的剩餘價值理論，精譬地揭示了資本主義財富的基本源泉，來自勞動者被剝奪的剩餘勞動價值。這一理論，是對于各種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有力批駁、反動。著重指出剩餘價值的絕對性意義，並非沒有慮及其它社會原素的貢獻，而是力求達到以精確、重點的分析，強化批判資本主義的效果。雖然各種社會資源在社會財富的產生過程中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無疑地，勞動者的剩餘勞動才是新財富的根本源泉。
“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和交換形式，日益成為生產本身所無法忍受的桎梏；這些形式所必然產生的分發模式，造成了日益無法忍受的階級狀況，造成了人數越來越少但是越來越富的資本家，和人數越來越多而總的說來處境越來越惡劣的一無所有的僱佣工人之間的日益尖銳的對立；最後，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能再駕馭的大量的生產力，正在等待著為有計畫地合作而組織起來的社會所佔有，以便保證，並且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保證，社會全體成員享有生存和自由發展其才能的資料。”（恩格斯︰反杜林論）
不管具體的社會實踐經驗呈現出怎樣的發展線路，面對勞動異化的日益加劇，為了消除異化、解放人類而有所作為的社會主義事業，將必然地一再實踐下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馬克思關於勞動異化、人類解放的立論核心，沒有失去時代意義；他關於共產主義運動歷程的具體預見，自然會得到實踐的不斷證明與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