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犬自治區

來源：破報《閱讀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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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in 復刊491期 | 宋國誠專欄 由 王婉嘉 在 週四, 2007-12-20 21:41 提供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作為一名「反全球化」健將，史迪格里玆並不是採取「意識形態的反全球化」，而是「建設性的反全球化」。實際上，一般性的反全球化是沒有意義的，兩極論的反全球化更顯得膚淺。因為純粹破壞性的反全球化觀點只能是一種「左派幼稚病」，它意味著倒退的歷史意識，是對全球化之片面性的歷史誤解。史迪格里玆主張的是一種「改良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化不是只有一種模式，不是只有一個單選題；人類尋求改進目前敗績累累的全球化，尋求真正以世界人民為本的、重建另一種更為公正的新全球化，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全球化不能等於「美國化」

然而，認為一般性的反全球化沒有意義，並不表示當前的「反全球化觀點」不值得重視。史迪格里玆把「反全球化」歸結於主要來自開發中國家的不滿與疑慮，它包括全球化的遊戲規則不公平；全球化對物質價值的重視高過對諸如環境與生命價值的重視；全球化剝奪了許多開發中國家的主權裁量權，損及了民主；全球化沒有帶來共同富裕卻帶來許多輸家；全球化往往是「美國化」(Americanization)－這種模式的實質是「英語美式自由主義模式」(Anglo-American liberal model)，它使全球化模式單一化，而非其他可選擇的模式(註1)。實際上，史迪格里玆把全球化的失敗，主要歸結於美國的失敗。因為當今這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只懂得謀財害命，從不知美國的富裕正是來自全球窮國的集體貢獻－例如「全球基金」，也從不知自身在全球化中的責任與義務。

人民的全球主義

但問題是，「全球化不滿」(discontents of globalization)不只是開發中國家的專利，即使先進國家人民也一樣不滿，這就證明了問題不在於全球化本身，而是在全球化的治理與運作，也就是必須改變全球化的承諾與其實際表現之間的落差與不均衡，使全球化真正的、公正地運作起來。於是，「改革全球化」成為史迪格里玆當前的主要觀點。換言之，必須形成一種「新全球化觀點」，它既可以說服開發中國家，也足以令全球化的擁護者心服口服。

正如兩個吵架的人不會反省自己的錯誤一樣，「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論辯框架，不會把真正的全球化難題顯示出來。史迪格里玆令人信服的是，他不僅從比較傾向於開發中國家－貧困與落後地區－但卻是非辯護性(非意識形態性)的立場來看待今日的「全球化敗績」，但也同時站在「全球觀點」來看待全球化可能的替代與改進方案。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史迪格里玆的觀點視為「建構的全球主義」(constructed globalism)或「人民的全球主義」(People’s globalism)。這種觀點不僅致力於批判西方先進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掠奪與剝削，也絲毫不同情開發中國家自己的無能和怠墮，特別是無力於建立勤政清廉、有效治理的政府。因為，一個公正合理的全球化最終依賴一個良好的政府，一個既能積極輔導和管理市場、又能規劃完善福利制度的文明政府。

全球化向來主張貿易自由化，但實際上這一原則往往被運作成「開發中國家對先進國家開放市場」。但史迪格里玆極力主張倒轉這一原則，也就是「先進國家必須向開發中和落後國家開放市場」！因此，一個全球化的改進方案，首先就是「富國應該單純的把市場開放給窮國，而且不要求互惠或任何政經附加條件」(註2)。史迪格里玆提醒人們，自由貿易並不等於公平貿易，反過來說，任何不公平的貿易也不可能帶來貿易的自由化。實際上，「自由貿易」這一雅號，往往是先進國家用來實現其不公正貿易的護身符，這已經由美國自訂標準的反傾銷政策和NAFTA的實踐經驗獲得了證明。西方國家只准自己對國內進行農業補貼－這一政策先一步提高了先進國家農業對開發中國家農業的競爭力，並且始終作為國際貿易上人為的扭曲結構－卻不准開發中國家實行任何旨在扶植新產業，或通過補助以提升本國對外國農業競爭力(或者應該說「基本免疫力」)的產業保護政策。一句話，西方定義下的自由貿易，實際上就是禁止窮國保護其弱勢產業來和西方產業進行對抗－窮國必須做個弱者，以便手無寸鐵的被西方輕易擊倒！

史迪格里玆還研究了關於「發明－創新」的獨占或分享的基本規則，得出了專利制度對知識產權的壟斷並沒有實現知識的創新，反而阻卻了知識的積累與分享這一結論。史迪格里玆使用大量的案例說明，許多今日大眾得以低價分享的產品(例如汽車)，不是得力於這些產品的發明專利，正好相反，而是得力於原初發明者專利申請的失敗。史迪格里玆還說明了今日爭議最大的「基因專利」和「生物專利」，前者根本不是「發明」而是「發現」；如果基因專利－關於發現導致重大難治疾病之基因序列與密碼的知權保障－出現了專利濫用，那就會導致其他攸關人類生命與健康的相關研究或後續發明產生障礙或中斷。史迪格里玆認為，完全有可能據此推論，正是因為「藥品專利」的濫用，導致了用來對付旱見和頑強疾病(如愛滋病與惡性腫瘤)的藥物，遲遲未能發明出來。史迪格里玆實際上指出了「知識壟斷」與「全球生命價值」之間的巨大矛盾，通過質疑專利權究竟鼓勵了發明和創新？還是製造壟斷和特權？指出人們應該重新思考如何以「全球知識產權」取代「個別知識產權」，鏟除知識霸權，進而嘉惠世界人民。

推展「全球改進計劃」

史迪格里玆「全球改進計劃」令人信服之處還在於：一個公正的全球秩序不僅需要西方國家的反省與讓步，也需要開發中國家自己的發奮圖強。史迪格里玆以「荷蘭病」(Dutch Disease)和「血鑽石」(blood diamond)為例，說明了對天然資源的「非理性」態度－包括發展中國家利用資源優勢鞏固獨裁政權，以及西方國家利用賄賂套取資源以致「助紂為虐」等等。對於前者，為了克服這種「資源詛咒」的惡性循環，史迪格里玆提出了「綠色國民淨產值[GNNP]」(green net national product)的觀點，對於後者，史迪格里玆認為西方應該立即停止「以武器換資源」的勾當，並重新檢討可能助長開發中國家貪腐現象的金援政策。

史迪格里玆「全球改進計劃」最具創意的，應是「世界鈔票」這一概念的提出，它是一種旨在扭轉當前高度依賴美國國庫券為本位的新的全球準備基金制度。這一制度從2005年東協國家「清邁協議」中獲取靈感，是一種通過相互持有彼此貨幣，因而在緊急情況時可兌換多國貨幣(當時匯率下最強勢的貨幣)，以實現互助保險的新制度。最後，一種新的全球願景的實現，寄托於一項「全球社會契約」，「我們可以使全球化更有效，不只讓有錢有勢的人獲利，而是為所有的人類謀福，也包括那些最貧窮國家的人民在內」(註3)。這是一種全球責任的體認和全球民主的重建，它期許富國與窮國從今天起開始攜手合作。

註1：Joseph Stiglitz, 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黃孝如譯，《世界的另一種可能》，台北：天下文化，2007，頁，30
註2：《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頁111
註3：《世界的另一種可能》，頁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