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關於改良主義的“精神自由”和無政府的“末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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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08-05-16 11:24 PM 發佈 (1792 查看)
這次討論是由一次聊天引起的,所以我先把聊天內容列舉一下。
對方:我的家長完全就是封建正統觀念與文革時期兩極化思想的統一體...
我:其實文革的僵化思想也是封建殘余吧
對方:沒辦法啊,他們的世界是由臉譜構成的...
對方:我們正在從一種不平等走向另一種更可怕的不平等
我:從哪種走向哪種呢?
對方:是多元化的社會,而不是中央集權國家。自由與平等應當受到保護而不是封殺。
對方:從物質上的不平等走向精神上的不平等
我:我覺得那就對了。集中是必要的,問題是集中在了哪裏。假如有一個反同性戀者和一個平權者,那麽我怎麽可能給他們“精神上”的平等呢?要想消滅歧視,就必須用中央集權的力量說:“我們歡迎歧視者改變想法。但在他們確實改變之前,我們絕不給歧視者任何自由,絕不承認他們的任何平等。”
對方:真正的精神平等是不涉及對與錯的。就算是反對者,他們也是循著他們的認知領域而得出的觀點,我們應當在根源上解決這個問題。
我:如果說一方面歧視者可以有歧視的“精神自由”,而另一方面我們又能有不被歧視的“精神自由”,那麽這一切只能是撒謊,是歧視者死不悔改的拙劣的障眼法
對方:利用客觀事實來說服兩方中的一方。
我:問題是,他們的歧視根本不是來自客觀事實,所以不是只用客觀事實就能解決的。客觀事實就是我們早該推翻的歧視現在還很猖獗
對方:在真相揭曉之前,鬥爭是無謂的。人類在不斷的“完善”過程中,分歧是難免的。越順應事物的發展規律,則走得越快,越遠。
我:不鬥爭,真理就不會出來。不說服別人,真理就毫無用處。
對方:那當然,統一是必須的,但絕對的統一也是無法做到的。再怎麽鬥爭,人類也是在於自己鬥爭,這就是我不看好人類的原因之一。
我:我覺得這就太好了,不和自己鬥爭的話,就不能改正錯誤。我對人類的失望之處在於正確的一派至今還沒得勝,但我相信它最後一定獲勝
對方:最後?那大概是概率問題吧...就看人類在滅亡之前能否成功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你的這種思潮不會帶來勝利,哈哈
對方:那我也可以認爲什麽樣的思潮都不會帶來勝利了...失敗是早晚的,不過是時間問題
我:所以就破罐破摔了?那你別反對歧視了,放棄吧
對方:無窮多次重複實驗中,小概率事件要發生至少一次可不是小概率事件啊...
我:所以正確的一派一定會勝利啊
對方:所以我很明白,自己是爲自己在活的。
我:可我如果只爲自己活,就不會去特意理你了。
對方: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人類爲什麽需要快樂”了。
我:妥協是不會帶來快樂的
對方:悲觀者之所以會悲觀是由於樂觀者的存在。
我:我覺得這不對。如果要幫助口吃的人,最忌諱的就是自己也裝成口吃。幫助可憐人的方法,不是讓自己也變得可憐
先談平等吧。假如有一個資本家,在革命前他善待自己的工人,樂於幫助窮人,放貸的時候不用會弄死人的利率;在革命之後他也支持消除剝削,那麽可以肯定的是革命的政府絕不會與他爲難。蘇維埃的委員會對他說:“請加入我們把,好心人!現在你已經明白了剝削是有害的,接下來我們會告訴你爲什麽私有制會導致剝削。雖然你以前是個剝削者,但你並不是故意聚斂金錢。只需要少許技術上的訓練,就能讓你變成一個勞動者;但是在那之前,你也可以直接參與工廠的管理。那裏需要你,你在那裏可以起到一個真正工人的貢獻作用,蘇維埃共和國將會像保護自己的眼球一樣保護你這樣負責的技術人員。”
以上不僅僅是我的觀點,同時也是列甯的觀點。列甯甚至說過,即使是可能是白衛分子的前資本家,也要吸收來參與管理,要向他們學習技術;只要對他們多加注意,讓他們沒有機會篡奪政權就可以。這才是有意義的“精神平等”。而“精神自由”...那只能維持在實事求是和心存良知的基礎上。否則就等於說“你也必須得允許我有想隨便殺人的自由呀”——然而對不起,我不能允許這種自由,大家也不會允許,沒人會允許。
然後是關於“人類的自我鬥爭”。我覺得意識形態戰爭是最好的東西,是真正體現了“萬物之靈”的東西。它的用處就是:當人類還不配當萬物之靈的時候,它可以讓人類逐漸優化到有這個資格。比如狩獵。假如我們在一個物種滅絕的時候,沒有“你們這些貪心的老爺們,你們捕獵得太過分了”的對內鬥爭,而只有“這該死的動物,怎麽繁殖那麽慢”...那我想這只是一種可恥的胡攪蠻纏,這不會導致任何文化的進步,只能帶來滅絕,而且這樣的種族也必須滅絕。
最後是關於末世論。這個我只需要很少地說一句。其實我也不知道人類能不能在滅絕之前達到共産主義,但我只知道如果想要達到共産主義,就先要努力奮鬥。距離共産主義哪怕只是接近一步,也能讓全世界有所改善的。如果僅僅因爲最後有可能滅絕就不再奮鬥,那簡直是太愚蠢了。那樣想的人們,應該說服自己:因爲生命總是有盡頭的,不如從明天開始就不再吃飯...反正任何維持健康的做法最後都是白費。
然後是關於民主集中制。在斯維爾德洛夫去世之後,列甯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我們不得不用集體勞動來代替他一個人的能力。”這說明高度集中在穩定性上是低下的,而廣泛民主的確是在效率上低下的。“我們‘不得不’用集體勞動來代替他一個人”,這個“不得不”一方面說明了獨裁帶來的不良後果,另一方面說明了廣泛民主的不合適。只有結合起來的民主集中制才是最優秀的。隨著曆史的發展,集體決議會越來越多,但同時也越來越精簡。隨時改選的一長制也能帶來很好的效果,而當人民素質普遍提高的時候,則可以進行更多的集體勞動,而且在國民意識形態已經固定、國民素質已經提高的情況下,即使是擁有更多民主也不會太影響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