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首先要說的是，我最近正在研究蘇共在1920年末-1921年初黨內關於水運員工和交通運輸中央委員會的矛盾所引起的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這正是官僚主義與反對官僚主義、以及兩種反對官僚主義的路線之間的爭論。

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即鐵路和水路運輸聯合工會中央委員會，成立於1920 年9 月。兩個運輸工會之所以合並起來，是由於當時俄國運輸業的破壞已使整個國民經濟瀕於癱瘓，因而需要建立起堅強的集中化的領導，以保證迅速完成恢複運輸業的任務。由於任務的艱巨，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在工作中還采取了某些非常措施和軍事工作方法。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在恢複
運輸業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後來卻蛻化成爲脫離職工群衆的官僚主義的機關。1920 年底—1921 年初，領導這個機構的托洛茨基分子培植官僚主義，單純采用行政命令和委派制，拒絕民主的工作方法。所有這些引起了工人群衆對黨的不滿，並分裂了運輸工人的隊伍。俄共（布）中央譴責了這些錯誤做法。1920 年11 月8 日和12 月7 日中央全會決定將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其他工會一樣劃歸全俄工會中央理事會領導，同時建議它改變工作方法。1921年3 月根據俄共（布）中央決議召開的全俄運輸工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改選了運輸工會中央委員會，制定了工會工作的新方法。

水運總管理局局務委員會委員維·伊·佐夫1920 年5 月3 日的命令載於《瑪麗亞區水運管理局公報》第5 期。命令說：“這樣一來，水運方面出現了決定性的轉折。手工業方式、亂設委員會的做法、無組織和無權威狀態已經成爲過去，水運工作成爲國家的了。擔任領導的將是有相應權力的政治委員。委員會、工會以及選舉産生的代表對技術和行政問題進行幹預的權力已被廢除。”這一命令把工會同已經過時的軍隊中的委員會相提並論，並以命令方式不讓它們參加整頓水運的工作。

以上資料來自列甯選集新版的注解。從我獲得的既定資料中（列甯選集中所引用的爭論速記材料）推測，該事件的起因是交通運輸中央委員會向水運員工的工會委派了一名委員（佐夫同志）。該委員竟提出“委員選舉制已經取消”的荒謬觀點，水運員工對此反應強烈，堅決抵制此種官僚行徑。爲了穩定事態，交通運輸中央委員會強制制止了事態發展（對於強制究竟是誰作出的，我尤其不敢肯定；但從資料中推測最可能是委員會提出的）。

於是托洛茨基寫出一個關於“生産民主”的提綱，認爲應當“整刷”對工會管理不利的領導層；他認爲該委員的被排擠是由於水運員工工會的領導托姆斯基的惡意行爲導致的，所以應該限制工會權力。而列甯則認爲絕不能在此時此刻以此種方式落入理論泥潭裏，去攻擊實際上不存在的“蘇維埃工聯主義”；而應該在實際上同時用民主的和官吏的方法去確實地擴大民主，確實地對官僚主義作鬥爭，在綱領上必須用民主的和客觀的資料說服取代主觀的官僚主義的臆斷。

下面說一下我自己對這件事情的看法（當然，這個看法是建立在我對事件的既定猜測上的）。首先這整件事情中牽扯著各種民主問題。托洛茨基提出了一個近似胡說八道的綱領，但根據形式民主，他當然是有權發表這種綱領的。然而這種派別綱領的發表，對於革命的適宜性顯然就不過關了。問題不在於人們有沒有資格發表一個錯誤的綱領。問題在於，事態已經嚴重，而且代表大會召開在即，在這種情況下拒絕參加（爲了解決該問題而組成的）委員會的實際工作，而堅持發表這樣的實際上是錯誤的綱領（當然，此處的問題並不在於綱領是否錯誤，而在於堅持綱領性的爭吵卻拒絕進入委員會進行實際工作的情況），引起爭論並且浪費好幾個星期的時間，這樣做對革命是顯然有害的。

而且，對於消滅官僚主義的實際效果如何呢？托洛茨基在綱領中寫道，“某些工會工作人員，在群衆中培植抵制新同志的做法”，“必須整刷掉這些官僚”，“著手選拔新的領導層”。

請看，托洛茨基認爲問題不在於群衆受到了什麽待遇，而在於“某些工會工作人員”“培植”了什麽樣的做法。不是群衆對官僚主義有了必然的抵抗，而是“官僚”指使他們進行抵抗。不是應該如何改變現有制度的落後性，而是“著手選拔新的領導層”。這種從領導層出發看問題的情況，恰恰是真正的官僚主義。

而列甯所推崇的魯祖塔克的提綱中則認爲：“必須教育工人們，讓他們明白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是適宜的。必須讓工人們能夠自覺地糾正生産中和組織中的錯誤。”這才是真正的民主。而忽略工人的意見，忽略同志紀律裁判會，忽略從工農檢察院得來的資料而臆斷出一些數據，從而處處都從領導層著眼，才是應該被打擊的一方。至於托洛茨基後來用折衷主義指出的民主與勞動軍事化的“矛盾”，我就不多說了，只要說明托洛茨基又一次把體係問題給搞錯，把生産的理論過程（商討和民主的過程）和實際過程（對民主得出的決議進行服從和軍事化勞動的過程）混爲一談就能很明白了。

而我說出以上這些東西，一方面是總結和發表我自己對此事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引出一個新的思考：形式民主究竟能有多民主。這個問題就和“過程正義能有多正義”一樣，一般情況下西方分子都非常樂於對此表示沈默。國內精英（或者說叛徒）則能說出一些關於民主就是普選，民主要直接等等的話；然而不管這些話中的個別詞句多麽動聽和美好，我還是要說，這一切都是不知所雲，文不對題，是開倒車。真正的民主是在於工人能選出一個合適的代理人而且必須選出這麽一個代理人呢，還是在於工人們可以親自討論生産工作或者組織工作乃至於政治工作的具體細節？如果說沒有代表大會，或者說只有有限的政治會議，而多數權力都集中於“民主選出”（在這裏我們假設這是真的民主）的總統或者屈指可數的國會議員身上，那麽有什麽證據能表明這不是官僚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呢？這種只注重領導層（哪怕是注重領導層的民主）的態度，除了官僚主義還能是什麽呢？這就如同過程正義的法庭一樣，“公平而正義地”允許雙方律師當衆饒舌，而忽略具體證據，這算不算正義呢？不讓陪審團當衆發表自己的意見並且討論，而只是單純地舉手表決，這算不算正義呢？反過來說，這算不算官僚主義呢？恐怕西方分子是不願意回答這些問題的。在這裏我故意不談普選實際上是遭到黨派和資本家控制的事實（黨派和資本家勾結在一起，就算他們不用財産限制這個門檻，也能夠主導選民支持或不支持某個候選人），只從對方所推崇的角度進行反駁。當然順便說一下，蘇維埃也是由黨團主導的，這是公開的，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民主分子不虛僞，也肯承認他們自己的政府擁有同樣現象的話，或許交談還能更容易一些。而實際上的問題不在於黨團主導選舉，而是在於是人民還是資本家主導著黨團；這就是資産階級民主撒謊的實質。然而就算只談直接民主中的官僚性質，也已經足以揭露出他們的撒謊了；因爲直接民主恰恰是他們用來指責官僚主義的道具！還有比這更嚴重的胡說嗎？

而說到了這裏，想必又有人要如同當年托洛茨基指責列甯那樣，用折衷主義來指責我的反對無政府主義和提倡真正民主之間的矛盾了。在此我要說一下，這不是折衷主義所能理解的問題，只有辨證法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問題的實質在於，反對無政府是針對於實踐階段而言的，而提倡民主是針對理論階段。任何一個人都應該有權把自己的意見發表出來並且提出來討論。這是民主的一方面。而一旦大家用有理有據的深入討論證明該見解是錯誤的，那就必須不能繼續用這種錯誤見解去阻止實際工作甚至煽動群衆、造成黨的分裂；這是反對無政府主義的方面。這些不是能夠簡單地用“一方面——另一方面”來統一起來的事情，但這些事情彼此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