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什麽是從信仰走向信仰崩潰？《革命者教義問答》就是這樣的例子。

中國沒有人看過這本書，據俄蘇問題專家藍英年先生說，列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曾極力主張重印《革命者教義問答》。不知爲何列甯的願望沒有實現，使得蘇聯自建立至解體始終沒有重版過《革命者教義問答》。大概現在除了克裏姆林宮檔案庫外，全世界沒留下幾本《革命者教義問答》。不過它有一些零星觀點或片斷語言散落在不同的書籍中，阿夫托爾漢諾夫的《黨治制的由來》、拉津斯基的《斯大林秘聞》、藍英年的《尋墓者說》各有摘錄，我們試用概括的方式將這些內容綜述如下：

革命者是注定要滅亡的人。革命者必須抛棄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熱情只有兩個字：革命。爲了革命勝利，他可以同一切社會公認的道德法則決裂。……如果饑荒、水災、地震能促進革命勝利，那麽讓饑荒、水災、地震來吧；如果同盜匪結盟能加速革命勝利，那麽不妨結盟吧；如果人民不覺悟，設法加重人民的苦難，促其起義……一個組織嚴密的革命家組織在關鍵時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謀，可以奪取國家政權……革命者奪取政權之後必須全力培養一代新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大多數舊居民都要被消滅掉，以免妨礙新一代俄國人全速奔向社會主義光輝未來……

《革命者教義問答》的作者是俄國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此人是十九世紀著名人物，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以他的真實故事爲藍本，寫了著名小說《群魔》。馬克思、恩格斯極其厭惡涅恰耶夫。

爲什麽說這本書是從信仰走向信仰崩潰呢？因爲這些觀點本身，就已經是扭曲的變態型思維了。逐句可以看出，這些論調顯然是不計結果而追求過程的變態意識，這種變態意識的動機大致如下：

“結果已經是不著邊際的事情了，幹脆別去想，拼命完成過程就行了”。

從本質上來說這種變體意識沒有危害；但是附加的問題是，既然不看結果，也就時常會忘記校正過程。下面不妨逐句審理一下：

“革命者是注定要滅亡的人”：這話其實很對，但是帶有主觀上的悲觀意識。因爲任何人都是注定了要滅亡，誰能超越大自然的輪回呢？因此單獨地這麽說，就是把革命者獨立到了“人”之外，是一個世界觀上的變態發展，作爲這種論點的基調，涅恰耶夫肯定是認爲“我是個革命者。所以我就是爲了給你們作犧牲而存在的。”而犧牲什麽呢？就需要聯係到下一句話。

“革命者必須抛棄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惟一的熱情只有兩個字：革命”：原來所謂的革命者，竟不是抛棄惡習和守舊思想爲主，反而變成先要泯滅人性了。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新的秩序。如果說“他唯一的熱情將是促成新秩序”，那麽這倒是一個理性的說法。但是倘若說“唯一的熱情就是革命”——那麽類比一下的話——就相當於不想勝利，而卻一直渴望戰爭的絞肉機將軍。

“爲了革命勝利，他可以同一切社會公認的道德法則決裂。……如果饑荒、水災、地震能促進革命勝利，那麽讓饑荒、水災、地震來吧；如果同盜匪結盟能加速革命勝利，那麽不妨結盟吧；如果人民不覺悟，設法加重人民的苦難，促其起義……一個組織嚴密的革命家組織在關鍵時刻搞一次成功的密謀，可以奪取國家政權……”：涅恰耶夫是一個民粹主義革命家，因而這一段就顯得極其諷刺。民粹主義的精髓是順應民意——而民粹主義革命家涅恰耶夫先生的論調則十分有深意，因爲他的論點就是“如果是爲了人民的勝利，那就去殘害人民吧！”這又回到了社會主義草資本主義苗的問題，究竟是讓工人們每天拿著10元的工資好呢，還是讓他們領取每天1元的定量配給好？誠然，每天一元的配給，是爲了征收建設國家的基礎。但是這種制度就有疑問了，這究竟是一個爲了工人而存在的國家呢，還是如同其他國家一樣，只是個爲了維持自身而存在的國家？因爲當國家和工人的利益發生沖突的時候，政策偏向了國家，所以倘若工人國家是按照涅恰耶夫先生的理念而建立起來，那還真是很難讓人信服地稱其爲工人國家。倘若革命的勝利沒有代表著道德的勝利；倘若革命是帶來而不是消除災難；倘若革命家聯合而不是抵制匪軍；如果革命的先鋒隊不是維護而是摧殘人民...那麽革命的意義何在呢，既然結果都是壓迫？這樣的革命，只會像中國的農民起義一樣最終失去意義。由於災難而爆發的革命，是很難撐過第二次災難的，因爲“憑什麽要支持你，既然你同樣沒辦法阻止災難”？既無信念支撐，也無道德規範，一切從利益和實際出發的後果就是，從信仰——或者不如說是偏執——最終走向信仰崩潰。

“革命者奪取政權之後必須全力培養一代新人。在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進程中，大多數舊居民都要被消滅掉，以免妨礙新一代俄國人全速奔向社會主義光輝未來……”：這個可笑的論點——由於涅恰耶夫是民粹主義而非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說是完全反馬克思主義的。從“革命者”到“新一代俄國人”的過渡？倘若“革命者”都是仁慈寬厚，或者俠肝義膽，似乎這種過渡倒是沒有什麽難度。但是涅恰耶夫先生恐怕是過渡不到新俄國人的，原因很簡單：誰會相信暴躁的父母能夠教導出和善的兒女？意識的改變是困難的，而涅恰耶夫卻認爲可以從不擇手段的政客中直接催生出仁慈寬厚的領導，而實際上這比讓沙皇支持工兵代表大會更難百倍。即使用三次或四次十月革命的力量，也難以直接改變人們的本性，而涅恰耶夫竟然認爲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共産主義社會可以由不擇手段者來開創，不得不說這種觀點毫不帶有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辯證法這三者中的任何一點色彩。



而這些觀點，居然席卷了整個俄國革命界，包括列甯和斯大林（列甯也許從喀琅施塔得事件中認識到一些事情）。這說明什麽呢？我認爲能夠說明三件事情，雖然彼此的聯係不是非常大：

1.“據俄蘇問題專家藍英年先生說，列甯在十月革命勝利後曾極力主張重印《革命者教義問答》。”——這句話說明，人無完人，即使是列甯也一樣有可能犯錯誤——這個錯誤和後來的戰時共産平時化，恐怕是包含著同樣的動機，即激進和頭腦發熱。戰時共産體制是一個很粗暴的體制，只能在戰爭時期應用。這種體制的主要表現是強制征召，然後用征召（當然，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掠奪）來的物資供養軍隊，贏得內戰。戰時共産和掠奪的主要區別就是，用工業品（日用品）去交換糧食；但是當時的工業産品質和量都不盡人意，所以本質來說絕算不上等價交換。但是由於這個體質很“中央計劃”，很“反資本”，很“無産階級化”，列甯曾經打算在勝利之後直接沿用這個體制。但是本來應該討論體制問題的黨代會，卻被托洛茨基卷入關於工會的爭論，其愚蠢的原因是托洛茨基想要進行工會軍事化管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強化自己的勢力；黨代會爭論爲國，之後又有擴大會議和討論，拖了數周之久，後來不堪這種強制交換的喀琅施塔得水兵發起暴動，其中許多共産黨員也參加了抗議，從此之後列甯禁止黨內派別活動，以避免大爭論延誤政策；同時開始了新經濟政策，稱爲“公有化的退卻”：“現在還有許多的民衆問題，包括饑餓，和農民的反對問題...這一切都說明我們錯了，我們要後退，而且到目前爲止退得還不夠，還要在繼續退卻。”

顯然喀琅施塔得讓列甯清醒了一些，終於切實地認識到革命應該爲誰而存在——是人民。革命一旦脫離人民，就會立刻蛻變爲反革命；“公有制的退卻”從另一個角度來講不妨說是列甯頭腦中涅恰耶夫主義的退卻，因爲已有的勝利，在《教義》的指導下，又被英明的涅恰耶夫給弄沒了。至此，列甯不再極端激進，而是采取了盡量聽取人民呼聲的做法，問題得到逐漸解決。

2.“不知爲何列甯的願望沒有實現，使得蘇聯自建立至解體始終沒有重版過《革命者教義問答》。”——這句話說明，在列甯時期，個人崇拜是沒有的。爲何列甯的願望沒有實現？因爲多人領導在其作用，因爲蘇維埃制度在其作用。如果連列甯的願望都沒有實現——顯然只有一種力量能夠阻止它實現——那就是黨代會和工兵代表蘇維埃。讓組織的力量超越個人的力量，這種情況是正確的；同時也能夠反襯出斯大林主義和個人崇拜的錯誤。顯然是黨代會的其他代表看出《教義》乃是走火入魔的胡言，然後聯合阻止了這種胡言的散播。這樣的制度是成功的。這樣一種制度的流失，是讓人惋惜的。

3.革命者隊伍中缺乏心理學家。列甯的老師、熟知列甯強點和弱點的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在他1918年4月病危期間口授、蘇聯崩潰之後於1999年11月發表的《政治遺囑》中,就曾明確指出：“列甯爲了把一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能夠殺光另一半俄國人（注意是在革命已然勝利的前提下！）。爲了達到既定目標，他什麽都幹得出來，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同魔鬼結盟。”“布爾什維主義有什麽新東西嗎?只有一個——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階級恐怖。”“社會主義是人道的、社會公正的社會，依靠暴力和恐怖是建設不了社會主義的。正如在惡的基礎上創造的善包含著更大的惡的幼芽一樣，建立在欺騙和暴力之上的社會將帶來惡、仇恨，因而也帶來自我毀滅的炸藥。”當然他沒有看到新經濟政策後列甯的變化，然而顯然，似乎斯大林並沒有什麽變化，俄國總的意識也沒有太大變化。這反映出革命者隊伍中的確缺乏心理學素養。許多革命者是思想家、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他們知道經濟運轉的規律，社會權力分配的規律，還有社會發展的規律——但惟獨不知道“人”，即社會主體——的行爲規律。涅恰耶夫思想的出現和傳播，都有其特定的社會心理基礎。任何一個會思考和矯正自己動機的人，都會發現涅恰耶夫主義的反動之處，如馬克思和普列漢諾夫。而涅恰耶夫主義竟然流毒如此廣泛，不能不說是心理學素養的匮乏所導致的悲劇。



現在反觀國際共運的曆史：發現涅恰耶夫主義的流毒的確深重，尤其是“消滅舊居民，培養新居民”的想法。

如何對付這些妨礙新一代人奔向社會主義的大多數舊居民，蘇聯采取了殺頭和關進監獄、集中營、瘋人院等恐怖和血腥的鎮壓手段，使其“消失”。中國有教化的傳統，除了殺、關、管之外，主要采取了改造思想的辦法。

斯大林1936年11月在《關於蘇聯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宣布蘇聯已經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之後，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進行了恐怖的大清洗。據曾任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有權查閱所有檔案館資料”的前蘇聯陸海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沃爾科戈諾夫上將說：“在1937和1938悲慘的兩年裏，照我的看法，大約有三百五十萬至四百五十萬人遭到鎮壓，其中有六十萬至八十萬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還有相當多的人並沒有被‘法庭’判處死刑，而是後來在勞改營和監獄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從1929年到1953年總共有一千九百五十萬到二千二百萬蘇聯公民成爲斯大林鎮壓的犧牲品（不包括戰爭年代）。其中不少於三分之一的人是被判處死刑或在勞改營和流放地死去。”

據曾在蘇共中央工作、一九三七年被捕下獄、後流亡西方、被稱爲“克裏姆林宮學專家”的阿夫托爾漢諾夫調查統計，在領導十月革命的二十九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除五人自然死亡和三人被敵人殺害外，有十五人被斯大林槍決，二人因受斯大林迫害而自殺，三人失寵，三十年代大清洗後唯一活著並繼續掌權的就是斯大林。在革命後建立的首屆政府十六名成員中，除四人死在斯大林獨裁之前，其余十二人全被他殺害。國內戰爭時期的十六位前線司令中，有十人被他處決。在一九三四年蘇共“十七大”選出的一百三十九名中央委員中，有九十八人（占百分之七十）被處決，參加這屆代表大會的一千九百五十六名代表有一千一百零八人被捕下獄。從蘇共一八九八年成立到一九三四年，被選入曆屆中央委員會的共有二百八十四人，除在三十年代大清洗前正常死亡和陣亡的四十五人外，有一百八十八人被處決或在監禁中死亡，八人自殺，二十二人被開除出中央，只有二十一人受寵（其中一人一九五二年被斯大林處決），成了斯大林的親信。

過去，我們只是從斯大林個人性格粗暴殘忍和個人權力欲望強烈專橫的角度，分析這些問題，探索原因和教訓。現在看來，這樣分析還比較膚淺，沒有抓到根本。如果這只是斯大林個人性格和權力欲的問題，那麽，這種現象只應該發生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但是，我們看到，幾乎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發生了類似的現象。而且，幾乎都是發生在建立社會主義、爭取實現共産主義的過程中，大都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罪名處置的，尋其邏輯機制都同認爲這些舊社會來的人不適應社會主義新制度有關，都同涅恰耶夫《革命者教義問答》那種必須將大多數舊居民消滅的“培新滅舊”的理論有關。

中國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1957年反右派，五、六十萬乃至上百萬左右知識分子和和黨政幹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産階級右派分子，發配到邊遠地帶勞改農場，一改造就是二十一年，直到平反才回來，其中不少人餓死、累死、自殺、致病、致殘在那裏，甚爲悲慘。在1958年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向共産主義過渡的三年大躍進中，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因饑餓而非正常死亡，還有無數的基層幹部和知識分子因表露出疑義遭到批判和鬥爭。毛澤東在這期間的言論，突出顯示出類似俄國民粹主義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和仇視知識分子的情緒，輕蔑地說什麽那些“大學教授一不會革命，二不會打仗，三不會作工，四不會種地，只會反革命，搞資本主義複僻”。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傷害人之多、範圍之廣、規模之大、手段之慘烈，超過以往任何運動，仇舊滅舊情緒達到頂峰，什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掃四舊”，“清除黑五類”，“清理階級隊伍”，“臭老九下五七幹校”，“鬥私批修”……，都是針對舊思想、舊文化、舊人類，要實現共産主義，就要像剝筍剝蔥那樣一層層剝掉，培新滅舊，只留下純白的，結果連革命家們自己，直至位居最高最核心的人物都一個個剝去了。

這種“培新滅舊”理論的頂峰就是紅色高棉，1975年4月17日一解放金邊，三、四天之內就以“美國飛機要來轟炸”爲借口，把金邊居民全部趕到農村去改造，結果數以百萬計的人死於非命。毛主席多次接見過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我們的國家通訊社報道了紅色高棉這種作法，稱贊他們比我們徹底，是個“發展”。



這種不以人爲本的做法，必須扣上反動的帽子，深深地踩進曆史的垃圾桶裏，讓它永遠也不能出來作亂。因爲從客觀上來說，這種行爲恐嚇了人民，也削弱了人民對革命的熱情。共産黨是人民的政黨，它必須體現人民——全體支持建設共産的人民——的利益。共産主義亦如此。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共産主義先進性，才能讓國際共運迎來新高潮。中國和諧社會的理論是一個新的而且有意義的創舉，雖然實現手段有待優化。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根本原則，胡亂地發揮和“修正”則是靠不住的。倘若以暴力手段來維護“和諧”，顯然又將會成爲涅恰耶夫式的自抽耳光。



*注：文章有引用。爲尊重原著，特此指出：某些選段來自紫虛山人的博客，地址http://cblog.chinadaily.com.cn/port/zixushanren/09161426174.shtml



更新部分：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其精神角度的勝利恰如經濟角度的勝利一樣，是漫長而漸進的。列甯後期限制了戰時共産擴大化和契卡活動失控化，顯然是他發現了這個問題。就如同新經濟政策在經濟上的緩和一樣，在精神和文化領域顯然也需要緩和發展，否則是無法適應整個曆史進程的。
個人認爲新經濟政策的曆史意義不次於十月革命本身。十月革命教導我們在該前進的時候要前進，而新經濟政策教導我們在該後退的時候也要後退。遺憾的是，在列甯之後，就鮮有退卻的遠見，這也是造成體制僵化的原因之一。